近日，连云港市海州区检察院依法对一起涉案金额3.2亿余元假借“区块链”名义开展传销活动的11名被告人提起公诉时发现，该案与以往传销案件相比，涉案金额增长更快，范围波及更广，传销手法与以往手段大相径庭，通常以“区块链”“互联网+创业”等“高大上”的科技金融概念为借力点，采用公司化运作模式，拔高宣传平台，搭建传销大框架，迷惑投资者，极易引发群访群诉事件，社会危险性巨大。
一是假借“科技+金融+商务”等多重名义炒作，迷惑性强。一方面，传销团伙运用当前流行的“区块链”这一科技概念，为传销行为披上“互联网金融”的外衣。“区块链”是比特币的一个重要概念，本质上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数据库，传销团伙利用比特币广为人知的特点，宣称自己具有“去中心化”“开源代码”“电子钱包”和“加密数字资产”等技术，能够打造商家与消费者一体化的共赢平台，以此诱惑投资者加入。另一方面，借我国大力发展“数字中国”这一时机，利用“互联网+”创业的名义，大肆鼓吹传销行为是推动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手段。如该案中，传销团伙所在的全球通用公司宣称已与智能化养老、旅游地产、农业、实业投资、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利用积分系统整合商家资源，以购物换积分即可在实际商家内兑换商品，而实际中商品兑换只是背后运行会员缴费制的幌子，投资者基本不予认领。
二是以公司化方式运作，分工明确，专业性强。新类型传销活动，已经逐步进行公司化运作，其核心成员多有从事金融工作或投资虚拟货币的经验，在传销活动前开展有针对性的调研，结合地区有关的实际情况制定传销方向和传销策略，传销行为更具有针对性，发展更迅速，在传销初始阶段其财务、产品、技术、公关、宣传、市场开发等部门多管齐下，各司其责，以此在短期内形成巨大的规模造势。如该案中，该公司在北京市朝阳区、广东省深圳区等发达地区核心区段设立有数个楼层的办公地点，办公区域内设立宣传标语和宣传片，由专人负责带领新人参观宣传，传销内部如正规公司一般运营，设产品部、办公室、技术部、客服部等部门，定期对员工进行金融知识培训，专业化的运营模式极大的降低了投资者的心理防线，无形中让他们产生良好前景的心理预期。
三是线上传销、线下传销相结合，搭建传销大框架。线上创设供会员参与的网络媒介，搭建虚拟货币交易平台，背后操纵价格变动，形成发展繁荣的假象，通过工作人员管控盘口，维持价格稳定。线下通过公司实地宣传、年会、地区头目宣传的方式扩大传销规模，利用微信等、微博等手机端应用形成地区传销网络。如此案中的被告人禹学斌利用其政协委员、出租车公司老板的身份地位，在微信朋友圈频繁转发关于GGP和电子货币的文章，很快在山东莱州地区形成了地区性的传销组织。投资者缺乏专业的理论知识，对传销大框架下渲染的全民投资热潮的盲从，对宣传的货币增值观念缺乏理性分析，极易落入传销陷阱。
四是拔高宣传平台，以“官方声音”深度洗脑。以欺骗手段邀请领导干部、明星人物参与宣传，利用主流新闻媒体，配合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宣传媒介形成规模化的宣传攻势，同时迎合公众对个人资产保值升值的需求和国家鼓励数字中国、电子商务政策，吸引全国范围内的投资者参与。如该案中，为了扩大影响，传销团伙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民生互联网+创业创新责任论坛” 宣传GGP项目，并以欺骗手段邀请原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参会，后经人民网等主流媒体传播，极大的提升了传销内容的影响力和可信度，短短6个月内，吸引了10905个投资者参与，涉案资金高达3.2亿余元。
海州区院在办案中发现，较传统传销案件而言，该类新型传销案件办理中暴露出两大突出问题，一是案件辐射面大，涉案主体多元化，侦破难度大。因主客观证据需相互印证，除了要调取后台传销网络图，更要找到相关人员进行核实，但投资者遍布全国，全部取证存在困难。许多投资者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不愿承认被欺骗的事实，在对个别地区头目取证时，出现当地投资者不予配合的问题，导致部分传销证据无法核实。二是此类案件涉案人数多、涉案金额大，极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一般情况下，既参与投资又发展下线加入的投资者，期间投资金额已经回转到手，而作为最低层次的投资者，则成了“击鼓传花”的最末位，损失难以弥补。实践中出现投资者通过闹访、缠访手段请求司法机关对犯罪分子予以惩戒，追回损失，引发信访风险。
对此，检察机关建议：一是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力度。搭建金融、媒体、网络等监管部门与司法机关的信息共享衔接机制，整合公安、银监、金融机构等多方面力量，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加快信用体系建设，严格规范金融市场交易行为，从常态化预防、制度化监管、司法化审查三方面防范化解新型传销风险。二是提高群众风险防范意识。执法部门首先自身应提升对风险隐患的洞察感知能力，加大防控和打击力度。其次除实地宣传之外，要充分利用好网络阵地，通过微信、网络、自媒体等途径向社会群众宣传新型传销涉及的金融相关的政策法规和专业知识，公布新型传销犯罪的典型案例，提高群众对传销活动的敏感性和防范意识。三是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水平。政府应坚持防控金融风险和深化金融改革同步推进，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的进入，降低融资成本，促进融资便利化，进一步拓宽投资渠道，不断满足群众金融理财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