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姚雯/漫画

　　民法典正式施行已有四年多，但直至最近，公众才对民法典第1071条予以前所未有的关注。民法典第1071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抚养费。”

　　为什么法律要给非婚生子女平等的继承权？这背后蕴藏着人类对公平的千年探索，以及对法律与伦理、传统与现代的深度拷问。

　　人类对非婚生子女继承权的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古时候，人们既想维护婚姻秩序，又没法完全无视血脉的存在，于是想出了各种“折中”的办法。

　　古罗马人把非婚生子女叫“无父之子”，但真不管吗？也不是。如果父亲愿意，可以举行“青铜认领”仪式——当着证人的面，把一块青铜板交给孩子，就算相认了。相认之后，孩子就能继承一部分家产。

　　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做法。唐代《户婚律》里写着“婢生子减良人二等”，意思是奴婢生的孩子，继承的权利比正妻生的低两等。但在办案时，官府又会灵活处理。当时扬州有个盐商程维屏，正妻没有孩子，外室却生了三个儿子。他死后，家族想把这三个孩子赶出门，说他们的存在“不合祖宗规矩”。官府认为“孩子活着最重要，比规矩大”，最后判决这三个儿子分了三成家产。所以说，再严的规矩，碰上“人命关天”四个字，也得让步。

　　欧洲中世纪时，教会认为非婚生子女是“罪恶的果实”，不仅没有继承权，连名字都不能用父姓。13世纪法国有个贵族，偷偷跟女仆生了个儿子，临死前想给孩子留点钱，教会直接把遗嘱烧了，说“给私生子留遗产，灵魂要下地狱”。但到了18世纪，情况慢慢变了。法国大革命时，有人喊出“出身不能决定权利”的口号，虽然没能立刻改变法律，却像颗种子埋进了人心。

　　日本的情况也挺有代表性。江户时代（1603—1868年），人们把家族制度看得比天还重，非婚生子女被称为“没缘分的孩子”，别说继承家产，能被家族收留就算烧高香了。1898年颁布的《明治民法》规定，如果父亲死前认了孩子，可以给他们抚养费，但依然不能把遗产分给他们。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二战”后，1947年的《日本国宪法》规定，非婚生子女有权继承，但份额只有婚生子女的一半。直到2013年，日本最高裁判所才作出“继承份额不同违宪”的判决，实现了形式上的平等。

　　现代法治的真正“觉醒”，是因为一个个刺痛人心的案例。1972年法国有个私生子叫米歇尔，他的父亲是富豪，死的时候一分钱没给他留。米歇尔告到欧洲人权法院，法院说：“一个国家如果系统性剥夺非婚生子女的继承权，就是违反人权公约。”这句话像炸雷，逼着欧洲各国修改法律。1983年，中国台湾板桥有个弃婴叫陈志明，他从小在孤儿院长大，贫病交加，20岁便去世了，后来人们才知道他是当地某富商的私生子。这件事直接催生了“强制认领”制度——即使父亲不认，只要有证据，法院也能强制他承认孩子，给孩子抚养费和继承权。

　　2024年，广东深圳有个科技企业家，遗嘱里特意写了“不给非婚生子女一分钱”，但法院最后却判这份遗嘱不算数，得给非婚生子女留“必留份”。为啥？因为孩子刚上小学，正是花钱的时候，法律不能看着他活不下去。这起案子标志着司法从只讲“形式平等”（有血缘就平等），开始往“实质正义”（得真能保障孩子的生活）走了。

　　法律规定非婚生子女也能享有继承权的背后，有实实在在的道理——对于出生，孩子自己没得选。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了“无知之幕”，用到这里的大意就是，如果人们投胎前不知道自己是婚生还是非婚生，设计制度时肯定不会同意“非婚生子女少分遗产”。

　　从经济学角度看，非婚生子女享有继承权，能让抚养成本内化，即在家庭内解决，不让社会承担更多成本。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显示，明确继承权可使单亲儿童贫困率下降19%，印证了“代际成本”理论的经济合理性。

　　有人说，非婚生是不道德的，凭啥分家产？但孩子是无辜的。当道德与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边沁的功利主义在当代司法实践中得到了新的呈现。这位“以功利主义为纽带，连接哲学、法律与社会改革的跨界思想家”，主张法律的目的应是“增进社会幸福”，提倡简化法律条文、明确法律后果，使法律成为实现最大幸福的工具。按边沁的功利主义，处理遗产纠纷，要考虑“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不能剥夺非婚生子女享受幸福的权利。

　　对非婚生子女继承权的不同规定，能看出不同国家不同的社会观念。

　　在中国，只要能够通过验DNA证明确实是亲生，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继承遗产的权利就是一模一样的。2024年，上海有个房地产企业老板去世后，婚生子和私生子打官司，最后法院判两人平分百亿元遗产，外媒震惊地说这是“最彻底的平等”。为啥？因为民法典第1071条就是这个意思。

　　欧洲就“保守”点，讲究“有限的平等”。德国2010年前规定，非婚生子女只能要抚养费。想分遗产？没门。虽说现在改了，但非婚生子女继承份额还是比婚生子女少一半。法国以前有个“忌妒条款”，意思是如果婚生子女不同意，非婚生子女最多只能继承50%。2016年有个法国球星，死后婚生女儿和私生子打官司，最后私生子只分到30%的遗产，就是因为这个条款。欧洲人觉得，婚姻关系还是要享受“特殊待遇”，不能说打破就打破。

　　美国则是“富豪的游戏”。有钱人能通过信托、基金把遗产藏起来，非婚生子女想拿到钱，得经过多道关卡。例如比尔·盖茨的遗产就有七重认证，光是证明父子关系就得过五关，更别说那些藏在离岸公司的钱了。

　　血脉是自然的事，权利是社会的事，不能因为前者特殊，就剥夺后者平等。非婚生子女没做错什么，他们只是碰巧以另一种方式来到这个世界而已。

　　法律的意义，不是给生命贴标签，而是给每个生命公平生长的机会。就像种子不管落在田野还是石缝，只要有阳光雨露，都该有破土而出的权利——这大概就是人类文明最珍贵的进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