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廿三农历小年，家家户户大扫除，除旧迎新，这个民俗已经流传很久很久了，现在还是。所不同的，是扫除后的一些民俗活动有了变化，比如供灶王爷，我这“60后”就没见过，糊纸墙、贴年画更多地是存在于记忆中。
糊纸墙主要在农村，是农民居住在自建的以土木结构为主的平房时代。这类房屋人们习惯叫土平房，房子的墙壁里子都是黑油沙，一刮一碰都会掉沙子，屋顶也没有用人造板吊的棚，直接可以看见房顶的椽子和笆片。这样的屋子不卫生、不亮堂、不保暖，即便是其他结构的房屋里面也是如此，所以人们都想办法用纸糊上。条件好一点的人家还要把棚顶处理一下，就是用高粱秸做吊子，再糊上纸，新吊的棚与椽子和笆片组成的棚顶有个空间。这样墙壁、棚顶用纸一糊，既干净又好看，但得年年糊一次。人们都把这活儿放在小年扫除后，过年时屋里会更亮堂，突出个“新”意，来人一看“这家人会过日子”！
就这样年复一年，一层接一层，墙壁棚顶就成了纸壳，保暖的功效也就凸显出来了！
这么一说，似乎很容易，其实不然，糊墙糊棚的纸太难求了。计划经济年代，人们手头那两个钱儿，吃穿都不宽裕，孩子上学买个纸笔都很费劲，哪来的“经费”去买新纸糊呀，只能用旧纸，不少人家用的是孩子们用过的课本。再有就是旧报纸，虽说是旧报纸，但对农家来讲是上等品了，也得去买。一年冬季，姐姐到舅舅家串门回来说，舅舅家的棚和墙是用老旧的报纸糊的，还有解放前的呢。那时觉得还是自家的报纸好，有种自豪感。可现在看来，还是人家的好，解放前的报纸，绝对有收藏价值！当然，那时也有卖现成的印花的纸，可有多少人家舍得花钱买呀。
这个“纸源”我家还行，父亲在农场场部上班，从年初到年尾，他办公室的报纸差不多够了，平时拿回家的报纸母亲当宝贝似的放到柜子里攒起来。
要把墙棚糊好，也不容易，要求手巧一些，纸缝压齐，做到横平竖直，方向要一致，尤其是墙壁，更不能让字体、图片“脑袋”朝下。我小的时候看大人糊，再大些能干活了，给糊的人递刷了糨子的纸，后来我也就成“技师”了，读高中、大学放寒假回家都有这活儿——这已经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了。成家后，虽然住在旗城关镇，可也没少糊墙糊棚，自己小家的、母亲家的、岳父家的。岳父干活很挑剔，但对我糊的墙棚还是很满意的。
对了，在精神生活比较贫乏的年代，报纸糊的墙棚还给我们带来不少乐趣。没上学时，一个小朋友还邀我去他家看刚糊完不久墙棚上报纸的图片，虽说不识字，但可以看个新鲜。等到字认得多了，兄弟姐妹们，互相找字，一个人读出墙或棚顶报纸上的一句话，多为字号大的题目，然后让别人去找，也很有意思。墙上报纸的内容个别还记着，像我家炕梢东墙曾经糊过一张大版面宣传张铁生的文章《迎风斗浪的年轻人》的报纸，内容看不下去，但题目记住了，每天只要铺完被子就能看到。还有个故事，冬天，一个老爷爷躲在大树后，野兔来了，他把狗皮帽子扔过去，野兔以为老鹰来了呢，愣神看天上的工夫，老爷爷迅速上前抓住。这是我在炕梢脚底下南墙糊的《哲里木报》上看到的……
墙糊完了，就该贴年画了。
那时乡村卖年货的就是供销社，进入腊月年画上了柜台，各家不管手头有多紧，也都要挤出些钱来买年画。
年画的内容很丰富，有娃娃抱鲤鱼的单画面年画，有一组两张每张上又分为两幅往往是以花呀、鸟呀为内容的竖幅单面画，更多的是连环画性质的年画，这类年画基本上是体现时代精神的电影。按照记忆的顺序，家里贴过《草原英雄小姐妹》，还有一个名字没印象了，但是年画的大致内容还残存点儿——一个小女孩给公家放鸭子，丢了一只，被两个解放军阿姨捡到了送了回来。这两幅年画的画面都是动画样式的。后来呢，又开始多了样板戏为内容的年画，像《红灯记》《沙家浜》等等，再往后呢，有《花为媒》……
卖年画时供销社好不热闹，柜台上面悬空拉一根线，像晾衣绳一样，在这根线上挂满了编了号码的花花绿绿的各色年画样品，一群没事儿的小孩子们挤着上前看新鲜，腿快的跑回家告诉大人赶紧去买。大人们呢，在柜台前翻看着样品，喊着相中了的年画样品号码，售货员手脚麻利地给顾客一张一张地从一沓沓年画中挑出来。因为女孩子细心、美感好，所以我家买年画的活儿都是姐姐干。年画买回来后，家人们略看一下就卷起来，并且用别的纸包好“封上”——怕弄脏，只有贴到墙上后才能饱饱“眼福”。贴的时候也是相当重视，先是家人设计一下哪幅画适合贴在哪儿，然后一个人贴，别人给“吊线”，保证要贴正，而且画与画还要贴齐，不能高低不一。
贴年画，作为过新年的一个传统习俗，应当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悄然淡化了，现在过年，偶有人家贴，也只不过是用塑光纸印的有娃娃、有鲤鱼、有金银财宝的水彩画，贴也就是那么一张而已，孩子们也都不会争着抢着看了，也很少有人称其为年画了。
糊纸墙、贴年画已经成为一道过去岁月的痕迹，乡村土平房早已变成了大瓦房，在城镇瓦房变成了楼房，室内墙壁、天棚用现代装潢材料装修得雪白明亮，而且冬暖夏凉，小年时轻轻一扫就窗明几净了。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库伦旗人民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