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党组明确提出，要着力培养、提高检察人员运用法律政策的能力，善于从法律条文中深刻领悟法治精神，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监督案件中准确把握实质法律关系，善于统筹法理情的有机统一，这对于防止就案办案、机械办案，促进实质正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深刻领悟法治精神。法治精神内涵和外延的重要表现就是公平正义。

　　一是程序正义。首先，遵守程序法的规定。检察办案中，要审查证据的来源、形式是否合法，排除非法证据，防止非法证据带病进入诉讼程序。其次，符合司法规范和办案流程。司法规范和办案流程，不仅涵摄规范的遵循，其蕴含的业务逻辑也不得违反。同时，应当传承检察人员在实践中形成并流传的优秀办案传统，从而以合法的程序、公开的规范、透明的流程和承继的传统，以让人民群众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实体正义。

　　二是实质正义。实质正义要求行为是否入罪时，既要通过形式判断确保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又要避免仅仅根据法律条文的字面意义，得出规范层面的刑事违法性而直接入罪。同时，还应当通过实质判断，探究是否有需要保护的法益，行为是否实质性地侵害了法益，以确认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最后，根据量变质变规律辩证法则，考察行为量是否达到犯罪质，进而确定是否具有应受刑罚处罚性。

　　三是朴素正义。首先，案件的处理结果，能够为社会大多数人所接受和信服，符合社会大众的正义观念。其次，案件处理不仅应当为法律职业共同体所接受，还应当为当事人所认同，理论界所认可。最后，如果处理案件的法律理论与逻辑推演，违背了普通百姓的正义观，就应当反思或修正对案件的处理。

　　准确把握法律关系。随着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和数字应用，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刑民交叉和刑行交叉案件日益增多，容易产生法域冲突。目前，犯罪的主要形态由自然犯向法定犯过渡。为此，应重点把握好前置法与刑法的关系。

　　一是前置法优先原则。首先，若违反前置法，如违反行政法规，需要把握行为与违反行政法规之间的“度”和“比”。对于采取行政程序性措施或者行政处罚性措施，足以抑制的违法行为，可以先依照前置法处理。其次，若违反前置法，但某种因素介入后，行为人立即履行其义务，社会关系已经修复，侵害法益的情形消失或者法益侵害不大的，可以不作犯罪处理或免除刑罚。最后，若违反前置法，被害人的人身、财产法益遭受较大损失或社会秩序受损较大，前置法不足以震慑和抑制，需要刑法处罚时，应当将行为与规范要件相互比对，抽提适用于特定行为的规范要件。

　　二是前置法扣减原则。首先，若没有违反前置法，必须权衡需要保护的法益和遭受侵害的法益，若需要保护的法益处于优位或同等地位，就应当出罪。如，相对方违背民法典规定的诚信原则，违反契约或其他法定义务在先，行为人采取自助等私力救济，如果该措施与相对方的过错行为相当且不过分，就不应当入罪。其次，若没有违反前置法，应将两个“逆向”的法益相互抵消，达不到某一犯罪构成要件和要素所需要的犯罪“量”，就应当出罪，或者在量刑上从宽处理，乃至缓刑、免刑。

　　三是刑法比对原则。在某些特殊情况中，如在消费者维权案件中，行为人基于民商法规定的基础权利而行使财产请求权时，如果没有明显“溢出”基础权利的范围，采用了社会大众所通常采取和认可的社会相当性手段，就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履行前置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时，侵害了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可以依据刑法独立的价值作出本位的判断，同时还应当参照民商法和行政法的规定及其基本原则，对案件作出是否入罪和出罪的处理。

　　统筹法理情的统一。法理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不仅有刚峻的一面，也有柔性的一面。在案件办理中，无论是程序性决定还是实体性处理，都应当统筹法理情的有机统一。

　　一是以法为据。首先，符合刑法规定。恪守刑法的罪刑法定、罪刑均衡等基本原则，并以总则指导分则。其次，按照犯罪构成要求，解析要件和要素的组合，判断是否具备入罪条件。同时，也可参考三阶层中客观要件的该当性、价值评判的违法性、主观要件的有责性以及阻却违法事由和阻却责任事由。最后，拓展法律思维。既要有法条的历史背景、发展变化的纵向思维，又要有与其他近似罪名在刑法体系中进行比对的横向思维；既要有考察本案事实和证据的聚敛、单面思维，又要有发散、立体思维，从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和参考性案例中寻找注脚。

　　二是以理服人。理即天理，指自然法则，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演化而成的最普遍、最稳定的法则。首先，尊崇天理。法律往往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而具有滞后性，要根据情势变化，解释和适用法律，修复而不是死扣条文，以烫平法律的“皱折”，使得法律适用符合道义和天理，实现情理法的统一。其次，契合法理。法理是超越法律作为解决纠纷工具理性的价值理性。办理刑案要以刑法和刑诉法的理论为指导，同时检察人员的理论增量，还应当超越刑事法，向逻辑学、法哲学、法理学辐射和贯通，以静态的法律知识和灵动的法律智慧，使得案件处理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最后，吻合事理。事物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内在联系的过程，要综合审查时间、空间、内容以及原因、结果等因子，形成闭合性的证据锁链，使得事实的归纳和认定符合常理，以查清是非曲直，还原事实真相。

　　三是以情感人。人情即人之常情，是社会大众的朴素法治情感和法律认知，体现了司法的温度。首先，惩恶扬善之情。犯罪是一种恶，检察人员在惩恶的同时，要弘扬内生于法律中的道德感化和道德复原，引领社会行为和社会文化，维系和谐与安宁。其次，谦抑宽容之情。在刑事归责时注意犯罪人所处的境遇和社会机制，给予必要的宽恕。在轻罪治理中，通过诉源治理、追赃挽损和司法救助，修复社会关系。在治理体系中，以刑行反向衔接借力接力。最后，多维互动之情。案件当事人希冀得到公平对待；社会公众管窥热点案件，感受和感知公平正义；新闻媒体也在关注司法动向。检察人员要按照情理规则换位思考，如我在诉，将心比心，搭建彼此良性互动之情。

　　（作者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