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约在这城市的一家龙虾店里见面。

　　我来得早，就在店门外等着，此刻黄昏，地平线衔着落日，口算着夜幕的时间。店招的霓虹灯开始闪烁，蚊虫们在诱惑下飞扑而去。店门外几个椭圆形的大桶里，都是龙虾，青的青，红的红。我拿一根小枝条，送到龙虾的大钳子边，它夹住，然后被提起。

　　“嘿！”他远远的冲过来，脸蛋黑红着，咧嘴大笑，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顽皮的神情，一如当年，却不似37岁的人该有的。

　　我们在店里坐定，剥着龙虾。想起30年前，在他的村庄，也是我外婆的村庄，我们一起钓那些总也钓不尽的龙虾。那时候钓龙虾用的是癞蛤蟆的后腿，我总是不忍也不敢，每次都是他拿把小刀把蛤蟆割得鲜血淋漓，把白生生的蛤蟆腿扔给我。

　　钓来的龙虾，大多喂了鸡鸭，或是扔掉了，他还敢剥出虾仁来，蘸着酱油生吃，令我相当讶异，若是现在，该称之为乡村刺身料理吧。

　　他的家境优渥，也无心上学，疯来疯去。而我截然相反，早早被扔在外婆家里，虽被宠爱，却敏感，自卑，总被灌输若改变命运必须拼命读书。所以，从童年时开始，我就显得比别人多了点心事。

　　我们不是同类，但或许正因如此，他对我很信任。

　　我一路顺利的读中学，读大学，家人放心，老师也放心。而他，一路横冲直撞，逃课，打架，喝酒，抽烟。我们后来读了同一所大学，不同的是，我是本科，他是成人高职。在大学，我依然不敢做出格的事情，除了各种理由的翘课，把大部分的课余时间打发在图书馆里、篮球场上。他的生活就丰富的多，在宽松的大学校园里，他像一条鱼跃进了江河，大一时就倒腾运动鞋、组建乐队，大二时和同学合伙盘下了校门口的一家小超市，大三时单刀喝退了一群当地的小混混。

　　每年暑假，我坐车回家，而他都是骑车。

　　那次从汽车站返程，半路上看到他烈日下骑一辆运动单车，上体前倾，戴着头盔，没有口罩，皮肤黑亮，运动衫被汗水浸泡后贴紧身体，像一批野马，驰向300公里外的老家。

　　他也骑行去更远的地方，大学三年里，到过厦门，到过北京，到过成都。他遗憾没能去成西藏。他赚来的钱，基本上都花在了路上，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他谈恋爱，每一段恋爱都很短，都很用力。其中一段还是和他的辅导员，惊世骇俗的成为了他们学院的一大新闻，迫于压力，“辅导员小姐姐”跟他委婉的说：你是个理想主义的大孩子。大三那年夏天，他要毕业了，同时也是失恋了，在他们年级的告别晚会上，他喝到大醉，在舞台上唱跑调的歌曲，跳扭曲的舞蹈，和“辅导员小姐姐”说浅浅的再见。

　　后来他们再也没有见过。

　　后来好几年，我们也没有见过。闹哄哄的青春虽恍然如昨，但有太多儿时的伙伴、大学的校友，在时间的流光里咫尺天涯，如雨滴坠入海洋匿声不见，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直到有一天，他打来电话，说到了我所在的小城。我们约在一家龙虾店见面。那一天，他同样黑红着脸，远远冲着我咧嘴大笑，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

　　那时我还在报社工作，他说，发发稿吧，给那边的孩子征集点书本用具。我才得知，那几年，他去了青海，做志愿者支教。十几个孩子，最远的每天要走17里的山路到教学点。

　　他给我带了件藏传佛教高僧开光的小礼物，说大师认为他在行善事，送了不少给他。

　　我说，你成家立业了吗？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他咧开了嘴：为什么非得有打算呢。

　　那个晚上，也是这样的初夏，店招的霓虹灯闪烁，蚊虫飞扑而去。

　　又是几年没有消息，也不大容易想到他。人生其实就是如此，每天心心念念的，无非两种人：特别爱的，特别恨的。绝大部分人，并不在此列。

　　这些年来，我按照世俗预设的格式，工作，结婚，生子，为逼近的中年和一事无成焦灼不安。而他，随性洒脱，忘记年龄，也不明身份，按照内心的刹那指引把这个世界看个够、玩个够，经历复杂却心思简单，未来的每一天都充满着各种可能。

　　像那些夏日的蚊虫，向着鲜艳闪亮的霓虹店招飞扑过去，自在起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