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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我的父亲
2018-10-19 09:04:00  来源:检察日报

  81年前的一天,一个19岁的青年学生走进邹韬奋创办的上海生活书店,买了一本《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作者是法国人巴比塞,写的是斯大林。尽管口袋里没几个钱,买了书就得饿肚子,可他咬咬牙还是买了。这个人就是我爱读书的父亲。

  我家里有一套《列宁全集》和《马恩选集》,这是父亲上世纪50年代在北京买的,后来他从北京带到青海,从青海到甘肃,再从甘肃又带回北京。打开书页,很多地方被用红铅笔画了杠杠,尤其是列宁关于法律监督内容的文章,并形成了《学习列宁关于法律监督思想的笔记》。我家里还有一个活页本,上面是手抄的列宁全集目录。那还是上世纪60年代,父亲为方便查找文章所做的。开始是他自己在抄写,后来不知道怎么把我和我姐姐给发动起来了。所以那个活页本上不光有父亲的笔迹,还有我和我两个姐姐的笔迹。之后,父亲下放到青海省农垦厅,用我妈话说,你爸那时什么都不是。没受处分前,父亲天天忙得要命。受了处分,时间反而多了,所以虽身处逆境,却读了不少书。这为他在检察机关恢复重建后回到高检院工作打下了更为深厚的理论基础。

  下放青海后,他已经离开检察机关,但仍然不忘初心,给中央写了对检察工作的若干意见,直抒己见。父亲从没想过要为自己出回忆录,但却把检察回忆录放在心上。他曾给张思卿检察长写过一封信,信中说,高检院第一届党组成员就剩他一人了,那段历史他若不说,就没人知道了。

  我父亲执着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检察理论研究,除了责任使然,和他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文革中,我亲眼看见他站在卡车上被游街、在单位被批斗,以及造反派来抄家。他深受法律被践踏之苦,更懂得法治的重要性。

  父亲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也没什么嗜好。夏天在家里看书写作,常常穿个有破洞的背心。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他经常说除了能留下几本书什么都没有。

  父亲对有才学的人非常重视和欣赏。对年轻人,我父亲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也乐于帮助他们。我印象中,他在主持课题研究时,对当时高检院的很多青年才俊给予过专业指导和大力扶持。他对基层检察干警也很关心,我在整理材料的时候见到过几封基层检察院同志寄来的信,就有关问题或探讨或请教,我父亲总是有问必答。1990年,他在《为庚午本命年而作》一诗中写道“戎马关山年方少,纵笔法苑墨色娇。攀登不知老将至,喜见新人领风骚”。既表达了自己的壮心不已,又表达了对新人成长的喜悦。

  这种爱才、惜才,不光是在检察系统。他在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任党委书记的时候,发现兰州炼油厂的技术员尹志尧有真才实学,于是顶住各种压力(尹志尧是国民党高官严家淦的孙女婿)把他调入研究所工作。现在尹志尧创办的中微半导体公司制造的刻蚀机打破了国外长期以来的垄断,使得芯片一直靠进口的中国第一次在半导体技术上走在了世界前列!文革后尹志尧去美国留学,出国前来北京特意看望了我父亲。

  父亲是个深沉的人,平时话不多,也很少和我们说他以前的事。只有在他住院时,我每次去陪床,才会听他讲讲从前。

  一是对战友的深情。父亲给我讲过豫西革命年代的战友宋清芬。宋是地下党员,曾在八路军洛阳办事处工作过,后来被敌人杀害了。父亲说,想给宋清芬立传,要纪念她。还有翟同信,他是父亲任巩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时期的文书,我军撤出豫西后,国民党抓我爷爷,翟同信帮助做掩护。还有一件事,父亲转业时,部队在川北,当时四川土匪很猖獗,国民党溃败的部队有些也扮作土匪,在出川途中,护送父亲的一个班基本上都牺牲了。父亲后来一提起来心里就难受,他说,他这条命不是自己的了。

  1948年,父亲在皮徐支队工作,担任13纵保卫部部长。他对徐子荣同志充满感佩之情。在一次纵队党委讨论内部保卫工作时,徐子荣说:“做保卫工作,要提高革命警惕性,要有敌情观念,但首先是保护干部,从保护干部出发去做工作。”父亲说,这段话使他受到了深刻教育,后来他长期从事政法工作,还经常想起徐政委的话。徐伯伯为人好,威信高。我父母谈对象时,有过些曲折,我父亲搬的救兵就是徐伯伯。父亲离休后曾满含深情地写过纪念文章,同时附上一首诗,最后两句为:“至今思念徐政委,七十老兵有余哀”。

  二是对亲人的大爱。我们家比较民主,父亲从来没有大声训斥过我们,即便我们做了错事,他也是心平气和地讲道理。从小到大,我的姐妹们没挨过打,我屁股上曾挨过一巴掌,唯一一次,也是我过于调皮所致。

  父亲在青海下放时生活困难,菜也不多。我姥姥做饭有时就单给父亲煮一小碗粉条,倒点酱油。记得父亲从来没吃完过,有意给我们留下。我当时觉得粉条就是美味了。

  在我二十岁的时候,父亲告诫我不要学抽烟,可我那时已经偷偷抽上了。我当时也不好说,所以在父亲跟前从来不抽烟。其实我身上的烟味他肯定闻到过,但他从来没揭穿。我想,父亲给予我的是一种尊重。

  二姐手里有一封父亲写给她的信,信中说,你的工作和学习都抓得很紧,这很好,但也要注意身体,只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多更有效地工作。最后还特意嘱咐了一句,把邮票给思思寄回来。思思是我的孩子,我想,这就是一个作为父亲和爷爷的爱吧。

  从记事起,我就没见过父母红过脸吵过架,可以说父亲的成就离不开母亲的付出。母亲在解放前只上过半年学,后来母亲说,你爸爸对我进步支持最大的还要算1957年去济南学习那两年,他承担起家里所有的事。

  每次父亲住院,母亲都是最累的。父亲走的时候,母亲突然一下扑在父亲身上哭着说,老王啊,你怎么说话不算数,说好的一起走,你怎么就先走了。那一刻,我才真正理解了什么叫撕心裂肺。

  父亲的一生,忠于党和检察事业,这是他的初心和誓言,也是他的职责和使命。今天,人民检察事业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不断发展完善。父亲要是还在,看到这些,一定会由衷地感到欣慰!

  王桂五(1918-1995),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等职。文革后调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检委会委员、研究室主任。作者系王桂五同志之子,本文为在纪念王桂五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编辑: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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