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兰比尔》是法国作家法朗士1901年写的短篇小说。小说反映了19世纪末法国的社会与法律。小说以德雷福斯事件为背景，这一背景我们可以从耶鲁大学教授迈克尔·伯恩斯《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浙江大学吕一民教授的《良知与担当》等著作中得到详细的解读。

　　1894年，德雷福斯是法国陆军参谋部犹太籍的上尉军官。因情报机关诬陷德雷福斯是间谍，于是以叛国罪被逮捕。尽管证据不足，德雷福斯依旧被判终身监禁，流放魔鬼岛。1896年，真正的叛徒被发现，但法国军方为了掩盖错误，将错就错。这激发了舆论的一片哗然。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德雷福斯事件由最初的一般间谍案上升为政治事件。在此期间，法朗士写下了享誉世界的《克兰比尔》。

　　克兰比尔是个贩卖蔬菜的老人，不幸被64号警士马特拉诬陷并告上法庭。几经辩驳，法庭最后还是听信了64号警士的伪证，判克兰比尔15天监禁，罚款50法郎。克兰比尔当然清楚自己没有辱骂警士，但法庭让他心里充满了敬畏，把自己的“犯罪问题”完全听任法官处理。庄严的法律形式背后是司法的腐败，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疏离。克兰比尔的愚忠和屈从，反衬出资产阶级司法制度的阶级偏见和虚伪性。法朗士的意旨，正是影射德雷福斯事件。

　　在听取马特拉证言时，法庭重视的不是马特拉本人，而是“64号警士”这个称号。法官认为，一个警士既已按照最理想的警察制度的类别变成了名册上的号码，他所提供的证据当然无可驳斥。而律师在为克兰比尔作辩护时，却先把本地警务人员好好地夸奖了一番，让人疑惑他到底是在为谁辩护？这些所谓的证言逻辑混乱，强词夺理。法朗士正是借这些混乱的逻辑，运用幽默的笔调巧妙地讽刺德雷福斯事件中的法国政府。

　　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左拉、法朗士、普鲁斯特等法国文艺界人士，以笔作刀，多次公开发表文章和演讲，为德雷福斯伸张正义。然而，文人的笔终究不敌军人的刀。左拉因为一篇《我控诉》而被迫流亡伦敦，普鲁斯特因此愤懑地把这一事件写进了他的《追忆似水年华》，法朗士则在《克兰比尔》里讽刺了司法的随意性和多面性。在法朗士笔下，国家的法律仿佛几个村干部定下的村规民约，随时可以变动。在克兰比尔案件中，如果作证的人是一个腰间挂刀的人，那么，法官听信的便是这把腰刀。人是可以蔑视的，腰刀却不可以轻视。这起案件的证据是凭武力的强弱和权威的大小来衡量。直到1906年，法国政治环境发生变化，左派当政，德雷福斯才被宣判无罪。

　　逐步接受社会主义信仰的法朗士的这篇小说，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影射德雷福斯事件的范围。卖菜老人克兰比尔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压迫劳动人民的典型，出狱后，他遭遇的是人世的冷漠与歧视，最终流落街头。小说的前半部，法朗士的笔墨流露出明显的幽默和讽刺，但行文至后半部，他的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主人公的深切同情，对社会践踏人权的愤懑。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说：“《克兰比尔》是本世纪法国和国外最迫切需要的书之一。”这篇小说不仅被译成多国文字，且在法国两度拍成电影。

　　1921年，以其“辉煌的文学成就，乃在于他高尚的文体、怜悯的人道同情、迷人的魅力，以及一个真正法国性情所形成的特质”，法朗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克兰比尔》的主题正是他始终不变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