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画作中，嫦娥的形象始终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她不仅是神话传说的重要载体，也是文人墨客寄托情感与哲思的媒介。从宋代宫廷的华贵殿堂到元代文人的隐逸天地，画家们以笔墨为媒，将这位月宫仙子的仙姿与情致，永远凝定于绢帛之上。

　　宋代刘松年所作的《嫦娥月宫图》是一幅绢本设色的团扇作品，尺寸为29cm×29cm，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幅作品构建出了一座“人间化”的月宫，近景为如浪花般翻涌的假山，桂花树虬枝盘曲，枝头金蕊簇拥；中景为白玉栏杆环绕的月宫建筑，歇山顶与十字脊顶的屋顶在云雾中若隐若现；远景则以层层叠叠的白云勾勒出天界的缥缈。画面中央，嫦娥螓首蛾眉，云髻高绾，手持麈尾，正望向身旁的白兔，白兔两耳竖立，似欲跃起相随。刘松年是南宋宫廷画家，他以细腻的笔法，将道教仙山与皇家宫殿的元素融为一体，白玉栏杆的冷冽质感与桂花树的生机勃勃形成对比，白兔的灵动又为清冷的月宫注入一缕烟火温度。这种“仙境人间化”的处理，暗合宋代文人“以俗入雅”的审美追求。

　　元代佚名画作《嫦娥望月图》，尺寸为25.5cm×26.1cm，现收藏于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这幅作品展现了“女冠抚松”的场景，将嫦娥塑造成一位隐居的女道士。画面中，虬曲的老松盘根错节，桂花枝从石畔斜出，夜空中祥云缭绕，一轮明月高悬。身着道袍的嫦娥立于高丘之上，头戴道冠，双手交叠于袖中，仰首望向明月，神情淡泊，已有超然物外之姿。画家以商琦一脉的青绿山水技法勾勒山石，人物线条则借鉴了文人画的写意笔法。与宋代工笔重彩的华丽不同，此作通过淡雅的设色与简洁的构图，营造出“月出惊山鸟”的空灵意境。

　　还有一幅元代佚名画作《香月潮音图》，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这幅24.1cm×26.1cm的纨扇页以“仕女倚梅”为表现意象，画中女子身着宽袖长裙，立于梅树之下，衣带随风飘拂，目光凝视远方的水面。背景中，梅枝虬曲如龙，水面泛起清光，夜空中明月隐现。清朝乾隆皇帝曾为此画题诗：“春江满月印潮平，视若无形听有声。人似嫦娥倚梅树，默然对以认三生。”画家以没骨法渲染梅枝，用淡墨勾勒仕女轮廓，通过展现人物衣纹的流畅线条与面部的含蓄表情，传递出“物我两忘”的禅意。与前两幅作品明确指向嫦娥不同，此作通过乾隆题诗的“点睛”，将仕女与嫦娥的意象重叠，赋予画面更深层的哲学思考。

　　三幅作品跨越宋元两代，却共同呈现出嫦娥形象的演变轨迹：刘松年笔下的嫦娥是宫廷美学的化身，她的月宫是人间秩序的延伸；元代佚名画作《嫦娥望月图》中的嫦娥是隐逸文化的象征，她的望月是文人精神的投射；《香月潮音图》中的仕女（嫦娥）则是禅宗思想的载体，她的凝思是对生命本质的追问。这种演变背后，是画家对“仙”与“人”关系的重新定义。从宋代“以仙饰人”到元代“以人释仙”，嫦娥逐渐褪去神性光环，成为承载文人情感与哲思的媒介。而中秋节的传统内涵，亦与此一脉相承——古人通过祭月、赏月、吃月饼等习俗，既表达对自然的敬畏，亦寄托对团圆的渴望。正如宋徽宗在《闰中秋月诗帖》中所书——“桂彩中秋特地圆，况当余闰魄澄鲜”，月之圆满与人间团圆形成互文之妙，而古画中的嫦娥，则是这一文化基因的艺术具象。

　　当玉盘般的明月再度悬于中天，洒下银辉笼罩人间，那些沉睡于古画中的嫦娥，仿佛也在月光中苏醒。刘松年笔下的嫦娥，带着月宫的华贵与温馨，让我们明白团圆并非遥不可及的梦幻，而是藏于生活细微处的温暖；元代佚名画作中的望月嫦娥，则以隐逸之姿告诉我们，即便尘世喧嚣，亦可在此寻得内心的宁静与超脱；而《香月潮音图》里倚梅凝思的“嫦娥”，则引领我们思索生命的轮回与永恒。

　　中秋佳节，我们仰望那一轮高悬的明月，就如同穿越时空，与古画中的嫦娥对视。祭月、赏月、分尝月饼——这些传承千年的习俗，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顺应，更是对团圆、美好、生命意义的执着追寻。古画里的嫦娥，是艺术家笔下定格的瞬间，却承载着中华民族对团圆永不磨灭的向往，对精神自由永恒的追求。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月圆之夜，不妨再度欣赏古画，在嫦娥的仙姿里，找寻属于我们自己的团圆答案与生命感悟。也让那画中的嫦娥，永远在我们心中绽放着独特的艺术光华与文化辉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