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精药品指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其普遍存在于医疗活动和日常生活中。由于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的双重属性，导致涉麻精药品犯罪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较多难题。最高人民法院2023年6月印发的《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称《纪要》）规定，确有证据证明出于治疗疾病等相关目的，违反有关药品管理的国家规定，未经许可经营国家规定管制的、具有医疗等合法用途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不以毒品犯罪论处；情节严重，构成其他犯罪的，依法处理。实施带有自救、互助性质的上述行为，一般可不作为犯罪处理；确须追究刑事责任的，应依法充分体现从宽。结合《纪要》规定，仍需对涉麻精药品行为予以进一步辨明，对“治疗疾病等相关目的”进行规范性适用，以确保刑法对涉麻精药品行为打击的精准性。

　　“治疗疾病等相关目的”要件的属性判断。结合《纪要》的表述来看，规定中的“治疗疾病等相关目的”应归于主观要件，系行为人经营或者从事麻精药品业务时的心理态度，具有典型行为背后的目的指向性，不能把它当成客观要件看待。从整体上来说，“治疗疾病等相关目的”是基于麻精药品的特殊性进行政策性出罪的考量。由于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在主观目的特定的前提下，不具有毒品犯罪通常情形下的社会危害性，此时一律纳入毒品犯罪予以打击过于严苛，因而将其排除在毒品犯罪之外具有合理性。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主观目的并不是购买者的心理态度，而是如经营者等特定行为人的心理态度。如果仅购买者具有此目的，而作为相对方的经营者等行为人不具有该目的，则对购买者不予认定毒品犯罪，根据主观要件的符合性审查，对其他行为人不能同等对待。

　　“治疗疾病等相关目的”的范畴需合理划定。实践中，要合理限定“治疗疾病等目的”的范畴，不能单纯以行为人的主观供述为认定的唯一依据。具体而言，“治疗疾病等相关目的”应以存在常态性的疾病为前提，并且以医学用药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为参照。从疾病的外延来说，此处的“疾病”除了生理性疾病之外，还包括心理性疾病。比如，针对严重心理抑郁类疾病而求助于麻精药品，由于在药学临床中并不排斥心理疾病及其药物辅助疗法，因而仍然属于治疗疾病的范畴。但是，这一“疾病”不能超出社会一般性的认识，不能是单纯的自我主观猜测或者假想认定。单纯出于缓解工作压力等意图，不应归于“治疗疾病等相关目的”。另外，对实践中存在的出于减肥目的而经营或者使用麻精药品，不应泛化作为“治疗疾病等目的”的范畴，否则会扩张其范畴，带来毒品犯罪认定限缩必要性的缺失。

　　合理看待“治疗疾病等相关目的”与主观明知的关系。“治疗疾病等相关目的”作为毒品犯罪认定时出罪的主观性目的，仅是司法审查主观要件的部分内容，并不能完全否定故意要素在其他方面成立的必要，更不能直接取代“明知”要素的另行审查。就麻精药品的涉毒犯罪认定来说，行为人的主观明知具有较大的特殊性，因为行为人往往因治疗疾病等目的的存在，而对行为对象是否为毒品并不明知。除此之外，因麻精药品是否受到国家管制呈动态的调整状态，也影响对行为人主观明知能否成立的判断。

　　就“治疗疾病等相关目的”与主观明知的关系来说，如果能够清晰查明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治疗疾病等目的，则据此可排除毒品犯罪的认定，通过界分毒品与药品来缓和毒品惩处与治病救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行为人存在“治疗疾病等相关目的”，则应进一步判断行为人是否存在“明知”。如果行为人确实存在不可避免的认识错误，应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形，依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审慎认定犯罪成立与否。

　　“治疗疾病等相关目的”的举证责任问题。“治疗疾病等相关目的”需要“确有证据证明”为其现实成立的必要，因而谁来承担这一举证义务需要进一步明晰。在《纪要》中仅要求“确有证据证明”，对举证责任未作明确规定。从实践来看，如果认为是控方的举证责任，则需要由检察机关排除用于治疗疾病等相关目的的情形，否则毒品犯罪不成立。此时，尽管由检察机关举证能够减轻被告人的举证义务，并且有利于保障涉案人员的合法权益，但是这一证明责任完全归于检察机关有欠合理。

　　在刑法对毒品犯罪成立的构成要件规定中，并没有“治疗疾病等相关目的”的明确要求，要求检察机关对此承担全部举证责任超越了追诉职责的必要范畴。控方的举证责任是对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予以证明，而非对超出之外的所有要素进行全面排查，不需要也不可能在承担入罪要素的全部证明之外，还要承担所有出罪要素的合理性证明。就实践来说，犯罪成立方面的构成要件事实相对明确，而排除犯罪成立的因素却难以细数，要求检察机关对此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必将导致泛而不当的无法承受之重。举证责任的分配也要兼顾实践可行性，仍应考虑到该当性处罚的必要性。行为人涉麻精药品的行为出于何种目的，往往以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为基准，由于该要件主观属性的认定并不一定对应后续的客观行为。行为人指出其目的正当，本身也不是要否定行为本身，而是基于用途正当性而排除毒品犯罪处罚的必要性，因而该主观要件的提出属于行为人合理辩解的范畴，由行为人完成举证说明有其合理性与正当性。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