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这句译自伯尔曼《法律与宗教》的经典名言，大概在中国也近乎耳熟能详了。国人每当论及推行现代法治之艰，几乎都会推及数千年传统文化缺乏法律信仰的心理基因，伯尔曼的这句箴言便会被一次次传诵和引用，其含义甚至早已超出文中语境，而演化为一种治理国人顽疾所急需的灵丹妙药。

　　由人治到法治，法律信仰的重要性的确毋庸置疑。无论从什么角度描述法治，都离不开法律有效发挥作用这一点。而法律欲发挥持久作用，一个关键要素便是人们对法律具备认知心理和信奉程度。伯尔曼所说的法律必须被信仰，指向的正是法律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缺乏这种信仰，法律治下的人们便少了行为上的自发自觉。这一语境，大概契合了“法律是生长而非构建出来的”认知。因此，在漫长的法治生长过程中，法律信仰渐渐成为现代法治精神的精髓要义。

　　然而，在中国的法治语境中，法律更带有构建色彩。改革开放以来的急速立法，让新旧规则交织共存，也让法律规则变化迅速。这一套构建出来的法律规则，要想成为人民的信仰图腾，难度可想而知。于此背景之下，“法治信仰”概念的提出，我以为指出了超越于法律信仰的中国式命题。人们经常在同一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其实仔细揣摩，二者存在着不同的含义与指向。

　　法治信仰首先包含了对所信仰法律的价值判断。法律信仰存在概念理解上的歧义，人们所信仰的法律究竟是制定法还是自然法？如果是制定法，便存在着良法与恶法之别，对于已经过时的法律规范甚至恶法，应不应当成为信仰的对象呢？如果是自然法，便存在着文化理解上的隔阂，且与道义伦理又如何区分？不同于法律信仰，法治信仰暗含着良法的价值选择，隐藏着对制定法的评判精神，并不排斥我们以批判的眼光来审视法律、改良法律，始终追求合乎人性、合乎规律的“制定良好的法律”。

　　法治信仰还表达出不同主体对法治状态的理想追求。法治至少包含良法善治两层含义，对民众而言，这是一种依法自治、奉法快乐的生活状态；对执政者而言，乃是一种依法治理、自我约束的执政方式。相比而言，法律信仰更多指向个体对于法律的认同、遵循与持守；而法治信仰不仅指向个体对于法治价值的认同、法治实践的参与，更指向执政者对于法治的真实心态、推进决心及践行能力。观察对比中西方的法治缘起不难发现，法律信仰于“社会中生长出法治”的西方国家自无疑义，而法治信仰于构建法治中国而言则更为精当。

　　法治信仰还暗含有全社会践行法治的实践维度。法律信仰，虽然也含有关键时刻选择为法律而献身的精神，但对多数人而言往往停留在被动的心理活动层面，即尊重、遵守、不违背法律，其归依更在于个人行为上的遵从，倡导每个人都将自身行为纳入法律规范之中。而法治信仰较之法律信仰更具实践指向，包括了主体的实践性要求。法治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活动，它并非静态的规范。因此法治信仰不只是要求信仰者被动认同，更需要信仰者为之行动。可见从实践角度看，法治信仰的概念优于法律信仰，也更契合了当下法治中国建设的要义。

　　（作者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