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周代起，礼乐文明一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乐之治在周代达到鼎盛，历经二百余年，在春秋战国时期渐趋式微，贵族多僭越礼制，诸侯称王，不再受西周礼制约束。尽管也曾有“礼崩乐坏”之评论，但这并不意味着礼乐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失去了影响力。相反，礼乐在之后的中国历史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识之士也从未放弃过对礼乐的深刻思索。而“乐”历来是文人志士关注的重点，有关“乐”的探讨也不乏其数，《声无哀乐论》与《礼记·乐记·乐本篇》便是其中的名作。

　　魏晋时期是一个充满变革与思想碰撞的阶段。这个时期，儒家思想逐渐衰落，玄学逐渐兴起。嵇康是玄学的代表人物，其音乐美学论著《声无哀乐论》运用了玄学思辨的思维逻辑来探讨音乐的本质。嵇康超越一般的感官经验，认为“心之与声，明为二物”，音乐与人心乃两个相互独立的存在，二者并无联系。“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音乐的本体乃自然之物，各种美妙的声音皆出于自然。音乐本身只有简单与复杂、音高与音低之分，其中并不包含感情的成分。悲哀或快乐的情绪是人心所固有的，所谓“人心之不动为性，人心之动为情”，喜、怒、哀、乐、爱、恶、欲本身就存于人心之中。在没有外物的影响下，人心即表现为“平和”，无欲无求；一旦受到外物的触动，人内心深处的各种感情便会被音乐引发出来。由此嵇康提出：“然则声之与心，殊涂异轨，不相经纬，焉得染太和于欢戚，缀虚名于哀乐哉？”这句话的意思是，声音和感情，犹如不同的道路，互不相干，怎么能够让至高无上的、和谐的音乐掺杂进或欢乐或悲戚的情绪，虚有其名地与感情联系在一起呢？由此可见，嵇康认为，音乐不是增加哀乐的工具，实在是由于高度和谐的声音引发了人们本来已有的感情，并使其在外界事物的作用下得以尽情宣泄罢了；音乐所引起的感应，无不发自于人心。

　　《声无哀乐论》通过列举典故来证明观点：“昔伯牙理琴而钟子知其所志，隶人击磬而子产识其心哀，鲁人晨哭而颜渊审其生离。”大意是，从前俞伯牙弹琴，钟子期便能从琴声中听出他心中所寄托的志向；乐工敲击石磬，郑国大夫子产就能听出他内心的悲哀；鲁国有人清晨痛哭，颜渊便能断定这哭声里蕴含着生离之痛。这些都表明是欣喜、愤怒、悲哀、忧虑等种种情感先形成于人之内心，在听到了和谐的声音后才表露出来。音乐之感动人心，和酒激发人性的作用是一样的。众所周知，酒有甜、辣之分，而喝醉酒的人则表现出或喜或怒的感情，不能因为人的喜怒感情由于酒的作用而产生，就说酒有“喜酒”和“怒酒”之分。同样的道理：从表面上看，欢乐和悲戚的感情由音乐而发，但我们不能说音乐本身就包含有悲哀和快乐之情吧？

　　在此基础上，嵇康引申出这样一个观点：“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揆心者不借听于声音也。”声音与感情，就如同外形与内心的关系一般，“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大有人在，要真正了解一个人的性情不应以其外貌为依据得出结论，考察一个人的内心也无须借助于听辨声音。

　　“音乐本体自然论”是嵇康《声无哀乐论》的核心命题。音乐的本质是自然之物，它是平和的、至高无上的和谐之音。它“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导其神气，养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与理相顺，气与声相应，合乎会通，以济其美”。从嵇康对音乐本质的理解中，我们不难发现盛行于魏晋之际的玄学思想对他的影响。“自然”是玄学的最高范畴，而音乐以“合道”为极致。这也流露出嵇康对魏晋之际哀乐任情的音乐趣味的批评。除此之外，嵇康对传统儒家所提倡的“乐教”主张也持反对意见，他认为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是纯粹的、自然的，不应与政治发生任何联系。

　　《礼记·乐记·乐本篇》与《声无哀乐论》都主张“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认为人心受到外物的触动便会生成复杂多变的感情，然而二者在音乐本质的认识上则迥乎有别。不同于《声无哀乐论》中的“音乐本体自然论”，《乐本篇》提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音乐由人心感于物而产生，它是人心的产物，反映了人内心深处隐藏的情感。故《乐本篇》又云：“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声音由个人层面上升至国家层面，体现出儒家的“乐教”思想。

　　儒家把音乐和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声由心生，而声也会对心产生反作用，因此“先王慎所以感之者”。“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乐是先王治理国家的手段之一，乐以“润物细无声”的特点在政治上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音乐既饱藏着人心丰富多样的感情，同时又在无形中对人心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声”“政”相通，音乐与政治密不可分。

　　声无哀乐，原为造化之物，系嵇康之所执；凡音者，生于人心也，声音之道与政通，系《乐本篇》之所倡。二者本无对错之分，实乃各抒己见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