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大三角。赵衍衍摄，图源新华社星空工作室

　　《诗经·小雅·大东》中提到了包括“织女”“牵牛”在内的六个星名：“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捄天毕，载施之行。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

　　大意是：天上银河明亮如镜，却不能照见人影，织女星终日移动七次，但往而无来，不成织法，不能织出布帛；牵牛星虽叫“牵牛”，却不曾驱牛驾车；启明长庚分见东西，徒有助日之名而无实光；毕宿像网但不能用来捕兔；箕宿若箕，无法扬米去糠；斗宿似斗，不能挹酒酌浆。这些都是借天象来写人事，讽刺西周贵族尸位素餐，对东国之民毫无怜恤爱护，只会一味榨取盘剥。

　　这里的“牵牛”才是神话传说中的牛郎，它后来的官方名称叫“河鼓”，与织女同属牛宿，都是三颗星，即《步天歌》所说：“牛上直建三河鼓，鼓上三星号织女。”“牵牛”应是河鼓的本名，且命名时间相当早，后来随着二十八宿系统的建立，“牵牛”之名转给了更靠近黄道的牛宿，原来的“牵牛”被改为“河鼓”，荆楚人亦呼为“檐鼓”（郭璞注《尔雅》中提到，檐者，荷也）。不过，旧“牵牛”定名已久，并被赋予了人格化特征，因此官方的更名并没有改变人们的习惯认知，民间仍坚持将河鼓称作“牵牛”。

　　《诗经·小雅·大东》中的牵牛、织女和箕、斗一样只是普通星宿，看不出有特别的故事情节，而到睡虎地秦简《日书》里，情况就有了变化。《日书》甲种有两条关于牵牛、织女的简文。两条简文内容基本相同，都是说在戊申、己酉娶妻很不吉利，会像“牵牛取（娶）织女”一样，婚姻无法获得美满结局，过不了多久一方就会将另一方抛弃——“不出三岁，弃若亡”。从简文可以看出，最迟在战国时期，牵牛织女的神话就已基本成型。所以，牵牛娶了织女“不出三岁，弃若亡”在当时是人们熟知的故事，求卜者能很容易地理解并接受《日书》的提示。有一点需要说明，娶织女的牵牛还是原来的牵牛（河鼓），尽管《日书》采用了以牛宿为牵牛的官方说法，但这两条简文与其他简文中的二十八宿内容没有发生冲突，故无须对“牵牛”之名作出改动。

　　由于银河的阻隔，牵牛星与织女星只能相望无言，织女为相思所苦，整日泪如雨下，虽然不断摆弄着织机，却无法织成布帛。东汉佚名诗《迢迢牵牛星》中的“终日不成章”化用了《诗经·小雅·大东》的“不成报章”，但意境已全然不同，牵牛织女不再是徒有虚名的星宿或男女婚姻的反面典型，而成了被人们同情的、相爱却不能相聚的苦命夫妻。

　　通过这首诗也可以看出，牛郎织女传说的产生与人们观测到的天文景象有着密切关系，作为银河边的两颗亮星，牵牛（河鼓）、织女常年相伴，宛若人间的夫妇，然而他们始终分处两岸，无法过河团聚，似乎有某些原因迫使他们不得不分开。古人遂想象出各种可能的解释，传说便由此而生。

　　在汉代墓室壁画及画像石中，天文星象与神话传说是非常重要的题材，早期的牵牛、织女形象便在此时大量出现，如河南洛阳尹屯新莽墓中室西坡的壁画，河南南阳白滩出土的一块东汉画像石。四川郫县东汉砖室墓出土的一具石棺棺盖上有一幅龙虎戏璧图，虎璧上方刻着奋力拉牛的牛郎，他对面站着一位手中执物的女子，一般认为是织女。

　　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引《淮南子》曰：“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南北朝庾信《七夕诗》云：“牵牛遥映水，织女正登车。星桥通汉使，机石逐仙槎。隔河相望近，经秋离别赊。愁将今夕恨，复著明年花。”南北朝陈叔宝《同管记陆瑜七夕四韵诗》说：“月上仍为镜，星连可作桥。唯当有今夕，一夜不迢迢。”星空中距离牵牛（河鼓）、织女不远处确实有一座“星桥”，即女宿的天津星官，由9颗星组成。《步天歌》这样形容它：“天津九个弹弓形，两星入牛河中横。”天津九星像横在天河上的一座大桥，是众神的过河之处。天津九星中的“天津四”是全天第十九亮星，在夏季的夜晚，“天津四”与银河边的“织女一”“河鼓二”连成了一个巨大的三角形，今人称之为“夏季大三角”，很容易被观测到。因此，“星桥”之说可能出现得更早，它或许就是牵牛织女渡河相会的灵感来源。

　　至于“乌鹊填河成桥”的由来，典籍中没有详细说明，不少学者也专门对此进行过研究，认为有几个主要原因：古诗文里鹊巢是家庭的象征；喜鹊常结队而飞，能够完成架桥的壮举；喜鹊具有高超的筑巢能力等等，只是这些结论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从天文角度来看，很可能是古人将天津九星及相邻诸星想象成一只展翅的鹊鸟，鹊身填于河中，翅膀横跨两岸形成桥梁。按照西方星座的划分，这一区域为天鹅座，恰好也是一只飞鸟。既然“星桥”和“鹊桥”都来自人们对同一片星空的观察，那两种说法长期并存也就不难理解了。

　　五代之后，“鹊桥”成为主流，“星桥”则鲜有人提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