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云港市检察机关在虚假诉讼监督工作中发现，金融借贷领域成为当前虚假诉讼高发区，2017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共办理金融借贷领域虚假诉讼监督案件7件，占虚假诉讼案件的28%。分析发现，此类案件具有损害公民合法权益、危害银行资金安全和金融管理秩序、损害司法公信力等多重危害，暴露出公民信息安全、银行信贷监管、法院文书送达等三大漏洞，亟需引起重视并严加防范。

　　此类案件形式高度一致，均为贷款人通过冒用、伪造他人资料提供虚假担保，从银行获取贷款，银行在贷款人无力偿还后向法院起诉，法院判“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此类案件具有三方面危害：一是损害公民合法权益。公民因被冒名提供担保，被追究连带责任偿还贷款，财产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有的财产被扣押、执行，有的还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自由权、名誉权等其他权益也遭受侵害。如张维贵案中，“担保人”张维贵被判承担连带责任并被执行，其宝马轿车被法院扣押。再如姚德波等人案中，姚德波、周巍巍等多个“担保人”均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禁止乘坐飞机、高铁。二是危害银行资金安全和金融管理秩序。此类案件中贷款人均不具备贷款条件，据以贷款的担保又是虚假担保，使银行贷款处于高风险之中，一旦贷款人无力偿还，银行资金将处于无法收回的境地，形成坏账、呆账。上述7件案件，仅其中已被法院裁定再审的5件案件就造成银行1300余万元贷款资金难以收回。三是损害司法公信力。此类虚假诉讼导致被冒名、毫不知情的“担保人”被判承担连带责任，这无异于错案，毫无司法公正可言，极大损害司法公信力。上述7件案件中“担保人”均对莫名被判赔款、被执行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对司法工作提出强烈质疑。  

　　此类案件的发生暴露出三方面漏洞。一是公民信息安全存在漏洞。此类案件贷款人骗取贷款手段高度相似，均为窃取他人身份证复印件等资料，通过伪造签名、印章+证件P图或伪造授权委托材料的方式，向银行提供虚假担保。因此，公民信息资料泄露并被冒用是此类案件发生的先决条件。办案中发现，7件案件中“担保人”信息的泄露，或是因为曾将自己身份证借给他人使用，或是单位同事利用工作便利窃取，或因曾委托中介机构办理过相关手续，公民个人、用工单位和中介机构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缺漏，为此类案件迈过“第一关”创造了条件。二是银行信贷监管存在漏洞。贷款人伪造材料提供虚假担保骗取贷款，银行本应通过严格审核将其拒之门外，但贷款人并不高明、漏洞百出的骗术却能轻松逃过银行审核，反映出银行贷款审核存在明显漏洞。办案中发现，一方面，银行对贷款材料审核不严、流于形式，一般只进行粗浅的形式审查，缺乏对材料真实性的调查核实；另一方面，银行内部还存在分工不明、监督制约不力的情况，银行信贷监管漏洞为此类案件顺利迈过“第二关”大开方便之门。如赵树森、刘丽案中，贷款人伪造了担保合同、签名及赵树森、刘丽的结婚证，以其夫妻名义共同为贷款合同进行担保，结婚证复印件上的照片由身份证照片“抠图+P图”而成，伪造痕迹明显，但仍顺利通过了银行审核。再如王建案中，贷款人孙雁泽为银行信贷员，其利用银行原有贷款资料，伪造担保，自己申报，自己审核，自己审批，顺利骗得银行贷款。三是法院文书送达存在漏洞。办案中发现，法院在法律文书送达中存在不规范情况，即在没有穷尽所有送达方式的情况下就采用公告送达，甚至不尝试其他方式直接采用公告送达，最终缺席审判。对此类案件来说，文书送达的不规范直接导致“担保人”丧失抗辩权利，也抹杀了纠正虚假诉讼的机会。上述7件案件均为“担保人”缺席审判。如郭某某案中，法院以虚假的郭某某公司地址送达文书被退回后，未向其住所地送达，直接采用公告送达并缺席审判。法院在文书送达中的漏洞，为此类案件迈过“第三关”提供了机会，最终导致虚假诉讼的形成。 

　　对此，检察机关建议：一是加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用人单位对员工的个人信息要妥善保管，完善单位内部信息保管制度；中介机构要进一步严明行业纪律，严防泄露或私自使用客户信息；相关部门应加大对泄露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个人信息安全意识；公民个人也应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二是加强和完善银行信贷监管。银行要加强对贷款人、担保人信息的审查力度，重点审查贷款人提供的贷款材料是否真实，提供的担保人是否真实，同时进一步完善内部审批程序，强化内部分工制约。三是规范法院送达程序。法院要严格遵守法律文书送达有关法律规定，加强对当事人地址的审查，避免轻信对方当事人提供的地址，必要时可以协调公安机关调取当事人身份信息和住址资料，尽量避免适用公告送达等不易被当事人知晓的送达方式，尽量避免缺席审判，切实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避免此类虚假诉讼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