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时候都意气风发
梅松办公桌的玻璃板下最醒目的是一张四人合影老照片。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梅松入职的第二年,领到第一套检察制服,梅松和三个小伙伴意气风发,一起到西单的国泰照相馆合影。国泰照相馆是当时北京最好的照相馆之一,那时候拍这样一张照片算是比较奢侈的消费了。这张青春年少的照片,那身恍若隔世的制服,让如今的观者有了许多的沧桑感。
与梅松认识二十余年,不知道他到检察院之前是做什么的,一直以为他是学院派的法律人。“不是,就一临时工。”梅松答。
1.
9月28日,看守所。
梅松这天在看守所提审一起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之一黄一山,调查一件昂贵的证物——一尊钧瓷滴水观音的去向。作为这起案件的公诉人,他需要这个影响案件性质的证物细节。讯问结束之际,梅松发现黄一山欲言又止的样子。梅松是典型的北京人性格,豪爽、直率、外向,大大咧咧。但平时似乎有点大大咧咧的梅松其实心思缜密,他的直觉和观察力让他不止一次发现案中案、案外案的端倪。这一次,他依然没有放过。
“你是还有话要说啊?别憋着,会憋坏的。”梅松眼底掠过一丝笑意。
“我……我要是说出来,你要是不管,那我就惨了……”
“你放心,如果跟案子有关,我们会严格保密……”有人可以在短短的时间内与被审讯者建立起一种信任,梅松就是其中之一。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种诀窍,其实这是一种责任驱使的磨刀功夫——跟不同的案子磨,跟不同的人磨。
接触各种类型的嫌疑人,在犯罪人的世界行走,对每一个犯罪细节保持警觉并条分缕析,有人凭借洞若观火的眼力,有人凭借不怕麻烦、不怕旁生枝节,梅松至少是一个不怕麻烦的人。
“进检察院之前,我就是一个待业青年。”梅松小时候太调皮了,下河钓鱼、上树抓鸟,整天就是淘,就是不好好学习,每天玩到一起的也都是调皮孩子,“等我明白的时候,已经晚了。”在足球队踢过球,在田径队天天训练——他说:“除了体育,我没擅长的。”父母双双下放,没人管的调皮孩子只是本能地一级级混到了高中毕业。1979年第一次高考失利,梅松无奈之下,到父亲所在的出版社做了一名临时工,这至少可以让他有口饭吃。
其实直到今天,梅松依然爱玩,旅游、拍照、尝遍各种美食——尤其是喜欢每到一地就蹲在大排档大快朵颐,过足嘴瘾。但就从毕业的那个时候起,那个只知道抓鸟逮鱼的调皮孩子即将开始脱胎换骨……
那天在看守所,黄一山提供的看守所中发生的索贿案件线索,让梅松心头一凛:这就像一出戏剧,时间、人物、地点俱全,不可能让人一笑置之。
然而,讯问结束时,对方却拒绝在讯问笔录上签字——他后悔了。“他被羁押着,检举羁押他的那个人,如果遭到打击报复怎么办?这是最正常不过的心态……”
梅松不得不再一次苦口婆心。认识梅松二十年,一直知道他是个急性子、嘎巴脆的人,但我后来知道,其实他慢条斯理起来的时候最有杀伤力。
这就是梅松人生阅历中不一样的两端,中间隔着时间和空间的距离。那么,什么时候开始了从彼端到此端的过渡呢?
2.
梅松手里把玩的是一块普普通通的青白玉,价值不足百元。
那是很久以前,他的同行前辈送给他的。前辈退休,给梅松留下了这块玉。青白玉,取的是“清白”之意。这两个字,梅松一直铭记在心。“玉不在贵,它的寓意非比寻常。”梅松说。
梅松进入检察院,或称之为运气,或可称之为命运。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像极了漂流,看你在懵懵懂懂的时候撞到什么,更看你在奋力一跃的时候抓住什么。
梅松在出版社做过校对,卖过挂历,做过发行,“就是给书打包然后寄出去”。后来回想起来,他觉得做得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件事是跟美工学画画。他还报了一个绘画班,并且以成为绘画班的优秀学员自豪至今。
1982年,决定再参加一次高考的梅松咬牙复习了一年。“底子薄啊,还是没考上!”两次高考失利让他很没面子,至今回忆起来依然有点不好意思。不过这一次与上次不同,这次恰逢公检法第一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以高考分数划线遴选,梅松幸运地被划在线内,他报了检察院。
面试那天,梅松背着画夹去了检察院。
“又不是应聘去美院,背什么画夹?”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朝他翻白眼。
“这都不知道啊?”梅松得意地一笑,“我这不就是暗示我多一个技能嘛!万一检察院缺画画的呢?万一检察院想要一个出板报、墙报的人呢?”年少时读书不长心眼儿的梅松,这次长了一个心眼儿。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迈进了怎样的一扇门。
果然,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时任检察长曾岫萍看着他的画夹说道:“好啊,会画画,将来院里出板报墙报就归你了!”后来的很多年,梅松果然承担了墙报板报的写写画画,也真的是学有所用。梅松对曾检一直心存感激,这大概也是他此后职业生涯兢兢业业的动因之一。
入职之后的梅松珍惜每一次学习的机会。1985年,入北京市法律夜大,四年间,白天上班,每天晚上5点到8点上课。他同时报了英语大专,后来增加了中国政法大学函授本科……
刚到检察院,作为书记员,梅松跟着检察官“师傅”安丽云办理特大强奸伤害案件,那些犯罪细节让初入门廊的年轻人听得面红耳赤;刚刚开始接触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监狱的犯人,那些阴鸷的眼神让他不敢面对,心里发紧。多年过去,他也带了很多徒弟。恶性刑事案件那些血腥的照片,他用曲别针别上,一帧一帧地看,让徒弟也看。他说:“一般的案子你也许不用看,但是大案疑案你必须看。你是公诉人,法庭上律师跟你较着劲儿呢,两边打得跟花瓜似的,没细节,你怎么应对?”
梅松曾经有过一天之内提审十几名犯罪嫌疑人的经历,那种在紧张的交锋中捕捉细节和蹊跷的能力,是他的长项。他经办的不少案件中,他一次又一次让一件案子有了另外的突破。于他而言,一起案件就像他看画布上的一棵树,无论枝节旁生还是藤蔓缠绕,每一笔都需要看在眼里。
那个背着画夹、别着钢笔的年轻人,经过一次次、一年年的淬炼,成就了现在的样子:热情、缜密、严苛,甚至狡黠……
3.
二十年前,我旁听梅松办的一起抗诉案。
那天,被告人洪是开着他的大众宝来轿车来的。在此前的一审判决中,法院对这名北京某医院医务处负责人作出了“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的一审判决。而这一天,是此案经检察机关抗诉、法院宣布判决的一天。
梅松在一旁肃然一笑,对我说:“他大概以为庭审之后他会开着车回去。但这次,他恐怕是回不去了!”
一审判决之所以判三缓三,关键在于洪的名下另一辆蓝鸟车的认定。针对检察官提出的“蓝鸟轿车为受贿所得”的指控,洪辩称,自己和赠送他蓝鸟车的某制药有限公司的北京销售部经理董某为情人关系,蓝鸟车是董某心疼他每天挤地铁上下班而自掏腰包赠送的情人礼物。对此,一审法院作出“蓝鸟车属受贿依据不足”的判决。终审这天,4名证人也证明洪和董某确实是情人关系:董某为洪怀过孩子,后来做了人流;总看到董某和洪一起吃饭,情状亲密……
多年后梅松还记得我提到的这起案子:洪收受了董某两次“好处”之后,让董某为他购置一辆奥迪轿车。为保住这一药品销售源,董某向制药公司总经理方某作了汇报。“奥迪太贵!”方某在权衡利弊后,决定满足洪“部分要求”,双方各让一步,制药公司为洪添置一辆介于大众捷达和奥迪之间的尼桑蓝鸟轿车。
“购车款是以公司名义从制药公司的财务账上支出的,该事实有公司销售经理、法定代表人、会计的证言,该公司财务说明、支出证明、存款日记账、转账支票存根、汽车购置证明、购车发票等为证。”二审开庭,梅松将桌上的卷宗轻轻一拍,“购车不是私人馈赠,而是公司行为,目的是什么,这还看不出来?”
法庭当庭判决,判处洪有期徒刑十年。听到判决的洪骤然失控,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疯了一般在法庭上大喊:“我是被药厂陷害的!我是被他们陷害的!”
我朝公诉人席上的梅松看去,他朝我翻了一个大白眼。我恶趣味地想,按他的调皮秉性,会不会心里在想:哼,小子,跟我斗!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经常逛到西城区检察院听故事。那时候我还不认识梅松,那时候西城区检察院在距离西单不远的二龙路,与法院合用一座破楼。那个故事说的是检察官在办公室提审一名犯罪嫌疑人,结果犯罪嫌疑人趁一名检察官转身给他倒水,跳起来撞开窗口跳出去,另一名检察官手疾眼快,一把薅过去却只扯下了嫌疑人的大衣。金蝉脱壳的嫌疑人跳出窗外,然后狂奔……
多年之后我与梅松闲聊起这个故事,梅松乐了。
“哈哈,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个案子了!你知道那个逃跑的家伙跑哪儿去了吗?不知道吧?隔壁就是公安分局,这家伙直接就奔公安分局大院去了……”那天梅松正好也在提审,听到有人叫嚷和吵闹声。
我认识梅松的时候西城区检察院已经搬到了平安里西大街的官园附近。最早的北京官园是花鸟鱼虫市场,西城区检察院搬过来的时候,官园已不复当年的模样。世事变迁,后来西城与宣武两区合并,西城区检察院也已搬到现在的新街口西里。然后是入额、转隶,经历了这些变化的梅松这样的“老人们”,注定一次次地磨炼着自己,直到最后如透彻世事与人生的老僧人般坦然、淡定。
梅松第一次出庭是1986年3月,以助理检察官身份出庭支持公诉。“我们院的朱丽陪我去的,我们选了一起盗窃案,这是我第一次练手。别人也许没听出来,但是我知道自己的声音颤抖,会出现停顿、重复。”他紧张得生怕出一点点纰漏,嗓子冒烟,小腿哆嗦。出庭两三次以后,他再不紧张了。
至今梅松依然记得多年前第一次到刑场监督,目睹罪大恶极的罪犯被一枪毙命的情景。他也会提到凶杀案现场那些残酷的场面。他说:“如果事后真的有人中午请你吃肠粉、肉饼,你还真的就吃不下,哪怕到现在,你也抹不掉那些场景。经历这些事多了,你就通透了。”
7年的公诉生涯之后,他又在批捕部门工作5年。1995年,孩子就要出生之际,他申请到政治处工作了5年。给院里出板报出墙报就是在这个时期,不过他最大的收获,是潜下心来看了很多的书。他说:“我知道必须充电了,这个职业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都学不完。”
2000年,他迎来一次大考:那是全市统一考试,西城区检察院第一批考上6人,梅松是其中一个——他被任命为主诉检察官,此后回到公诉岗位。这一次,他为自己的公诉人生涯又增加了12年。
这也就理解了此后进行的司法改革中的检察官员额考试,梅松虽然已算“高龄”,依然没有放弃……
4.
“我送卷宗的车怎么没了?”那天我到西城区检察院闲逛,梅松正满处找他的手推车。他的手推车上系一根红绳子,免得跟别的手推车混淆,好认。
那时的梅松在案件管理部门工作,“主要盯流程,盯程序”。手推车把卷宗送过来,他一摞一摞审查,然后再推车送走。每天走廊里他推着车的身影,算是独属于他个人的风景。经历唇枪舌剑、暗流涌动之后的他,淡定得让我觉得有点无聊。
喧嚣之后归于平静,那种法庭上的火热似乎已隔世。
我还记得黄廷山、谢虎这起“全国检察机关优秀诉讼监督精品案件”中鲜为人知的细节是,释放谢虎的那天,谢虎固执地要求与梅松合影……
一位年轻姑娘在一家酒店工作,负责管理厨房每天外购肉菜所需钱款账目的进出。有一天,餐馆老板竟然让她陪酒,她断然拒绝,老板停发了她的工资。姑娘忍无可忍,卷走手头钱财跑了……
梅松发现,涉案原始票据上有明显涂改痕迹,本该是阿拉伯数字的“1447元”,首位的“1”添加笔画改成“4”;同样,还有将票据数字上的“3”改成“5”等等。餐馆老板串通财会及餐馆人员栽赃报复那名忤逆他的意愿又卷款出走的姑娘,伪造数据,报案称失窃钱款逾万元……
事隔多年,已经退休的梅松对此依然难以释怀。
曾经有人问梅松,检察官是做什么的,他的回答总是:“让有罪的人进去,让没罪的出来。”梅松立功多次,立功受奖大多因案件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而来,一般人反而忽视梅松最为看重的无罪之诉——以不起诉结案的案子。其实,梅松作为公诉人办的最后一起案件,最终也是以无罪无诉结案。
在梅松的抽屉里发现一张张的剪贴纸,每张都密密麻麻。“那是当初准备入额考试用的。”他得意地一一展示,“那段时间把考点都写下来,走在路上、坐公交车,都拿出来看。年龄大了记性不好,所以看一两遍不管用。”
长期的高负荷,身体承受的压力及后果超出了他的预料。在一次首都媒体对执法者健康状况的调查中,梅松“有幸”作为样本——高压160。这是梅松生平第一次量血压,他没有想到,自此以后就被戴上了“高血压患者”的帽子。
2014年,梅松诊断出脑梗。但2017年,在前一次入额考试失利之后,他第二次考试以第三名的成绩入额。梅松从来没有过行政职务和级别,他说:“我做了三十年检察官,我不能在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失去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