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
北宋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正月，13岁的少女阿云，被安排了一桩婚事。阿云是登州（今山东登州）人，父母双亡，家里的叔父成了她的长辈。然而这个叔父显然没有照顾侄女的意愿，只以几石米的价格，就把这个没有依靠的侄女卖给了村里一个叫韦大的老光棍。韦大不仅家徒四壁，而且相貌奇丑。
《宋史》记载：“初，登州奏有妇阿云，母服中聘于韦，恶韦丑陋，谋杀不死。按问欲举，自首。审刑院、大理寺论死，用违律为婚奏裁，敕贷其死。”随后，大理寺卿许遵认为：“刑部定议非直，阿云合免所因之罪。今弃敕不用，但引断例，一切按而杀之，塞其自首之路，殆非罪疑惟轻之义。”于是，“诏司马光、王安石议。光以为不可，安石主遵，御史中丞滕甫、侍御史钱觊皆言遵所争戾法意，自是廷论纷然”。
1.
此案历时两年始终无定论，最终宋神宗以“弃敕不用”为理由免死阿云。该案案情简单，却在朝廷引发了长期争论，甚至延续至17年后的宋哲宗时期，可谓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个代表性典型案件。因篇幅所限，我们无法对朝廷议争一一道来，但复述这起案件的庭审过程，却可以对宋朝的法律景观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阿云被押入大牢，等待判决。也许在她看来，虽然砍伤了人，但人又没死，自己大不了挨一顿棍棒，皮肉之苦。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被害人被砍掉了一个手指，属于轻伤，被告人一般被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然而，阿云的案件涉及宋朝的两条法律。
第一，涉及《宋刑统·名例律》中的“十恶”罪。“十恶”罪的源头是古代宗法制度，具体包括：一是谋反，就是图谋危害社稷；二是谋大逆，就是图谋毁坏宗庙、皇陵和宫殿；三是谋叛，就是图谋叛国投敌；四叫恶逆，就是家族内部的犯上侵害；五是不道，就是用惨无人道的手段侵害别人；六是大不恭，就是对皇帝不恭敬；七是不孝，就是不能善待父母、祖父母；八是不睦，就是谋杀、出卖、控告直系尊亲属；九是不义，就是杀害上司、老师；十是内乱，就是家庭内部的乱伦行为。犯了“十恶”罪的人，即使遇到朝廷大赦，也不在赦免之列，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十恶不赦”。
妻子谋害丈夫，即便没有实施或者虽然实施但没有致伤致残，也已经犯了“十恶”的“不睦”；万一丈夫因此受伤或者死亡，妻子的罪行就升级为“恶逆”，两种罪行在《宋刑统》中均属大辟，也就是死罪。
早在汉代，董仲舒就发明了以“三纲”为中心的礼教体系，“三纲”就是“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臣杀君、子杀父、妻杀夫都是以下犯上，是一种“大逆不道”“人神共愤”的行为。
第二，涉及《宋刑统·贼盗律》中的“谋杀”罪：“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密谋杀人的，判三年徒刑；密谋杀人致人受伤的，判绞刑；密谋杀人致人死亡的，判斩首。
由此可知，阿云同时触犯了“恶逆”罪和“谋杀”罪，违反了伦理纲常。照此，阿云难逃一死。
但是，按照级别管辖，宋朝的知县只有判决民事诉讼和杖刑以下轻微刑案的权限，徒刑以上案件须报送州一级判决，而阿云触犯的是恶逆和谋杀大罪，知县无权对阿云案作出判决。
案子被移送登州知府。宋代州的长官，叫权知军州事，意思是“暂时代理该州厢军和民政事务”，简称知州，由皇帝任命的文官担任，以防止以往由武将兼任地方官所造成的拥兵自重甚至藩镇割据，三年一轮换。副长官叫通判州事，简称通判，由皇帝直接委派，与知州联署办公，还有监督知州的职权，是兼行政、监察于一身的中央官吏，因此号称监州。
2.
宋朝有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鞫谳分司”制度，即案件的审理（鞫）和判决（谳）相分离，各有分工，独立运作，“事实审”与“法律审”相分离。具体运作方式有六道程序：审讯、录问、检法、拟判、过厅、定判。
审讯，由司理参军管理的鞫司，负责推勘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为“事实审”。鞫司人员包括左右推官、左右军巡使、左右军巡判官、录事参军。当推勘官审清了案情，有了证人证言、物证、法医检验报告，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被告人服罪画押，他们的工作就结束了。至于犯人触犯什么法，依法该判什么刑，鞫司是不用管，也不能管的。
传统司法把口供视为“证据之王”，刑讯逼供由此在所难免，但宋朝对此有严格的规定，只有在被告人嫌疑重大且坚决不招供的情况下，才允许刑讯。宋朝刑讯的法定刑具是杖，拷打不能伤及人命，不得超过三次，每次需要间隔20天，总数不得超过200下，老年人、残疾人、小孩、孕妇、产妇不许拷讯。由此看来，宋朝的推勘，已经突破了“口供为王”的惯例，书证、物证、证人证言、法医检验和司法鉴定的法律效力超过了口供，只要法医检验、司法鉴定和物证、实证确凿，即使被告人拒不招供，也可以定罪。官府设有检验官，检验的范围、内容、程序、规则，检验官的法律责任，勘验笔录的文书程式等，都有具体规定。《宋刑统·诈伪律》有“检验病死伤不实”条，《庆元条法事类》也有“检验”条和“检验格目”“验尸格目”。
第二道程序是录问。宋朝法律规定，徒刑以上的案件，必须录问，就是由没有参加庭审、依法不必回避的法官，向被告人宣读罪状，核对供词，询问被告人是否属实，有没有冤情。必要时，还可以提审证人。如果被告人自认属实，就签写“属实”，转入谳司的检法程序。如果被告人自认不属实，喊冤翻供，就自动进入申诉程序，移交另外的法官重新开庭审理，这叫“翻异别勘”。
翻异别勘，又称翻异别推，意思是翻供后重新审理，这是一项防止冤案的自动申诉复审机制。翻异别勘又分为原审机关的“移司别推”和上级指派的“差官别推”两种形式。前者是在原审机关内，将翻异案件移交给另一部门重审；后者是移司别推后仍旧翻异不服的，由上级差派司法官主持重审，或指定另外的司法机关重审。
假如被告人一次次招供，又一次次翻供，造成一次次重审怎么办？北宋考虑到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的平衡，允许被告人有三次翻异别勘的机会；别勘三次之后，被告人若再喊冤，就不再受理。南宋则延长到五次翻异别勘。对于犯下死罪的重案犯，还必须“聚录”——多名法官一起录问，以防作弊。特别重大的死刑案件，聚录之后，还要选派邻州的法官再录问一次。
宋孝宗年间，南康军（今江西庐山市）一个民妇阿梁，被控与奸夫串通谋杀亲夫，判处斩刑，但阿梁翻供近十次，前后审理了九年，她仍旧不服判决。朝廷又派江东提刑耿延年亲自审讯，最后以疑狱奏裁，允许她以铜赎死罪。
第三道程序是检法。由司法参军管理的谳司，负责查找适用的法律条文，叫“法律审”。检法官根据案件卷宗，把犯罪事实适用的法条逐一检出来。如果检法官检法有误，对所判案件引用法令错误，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宋朝的法律不仅形式复杂，有律、敕、令、格、式、例、申明、看详等，而且法条浩如烟海，只有专业的检法官才能较为准确地援引法条定罪。从这个角度讲，检法官独立，能够有效防止推官和判官权力的滥用。
第四道程序是拟判。依据鞫司提供的案情、谳司提供的法条，由推官或签判执笔，起草初步处理意见，也就是判决书草稿。
第五道程序是过厅。由通判、判官、主典（主审）等人组成合议庭，对拟判进行讨论、审核。如果没有异议，全体法官需要集体签署意见，共同承担判决错误的责任。如果某一法官对判决有异议，应当及时申请知州更正。如果意见不被知州采纳，可以把异议直接呈报路提刑司，这种做法叫“议状”。假如事后发现该判决属于重大误判，事前写有“议状”的法官将免予连带处罚。
最后一道程序是定判，即案件经过“合议庭”集体审核后，由“首席法官”——知州审阅。知州如果认为判决无误，便书写判语，签署判决书。
在审判过程中，有一套严密的法官回避制度。回避对象是与原告、被告人有亲戚、恩怨、师生、荐举关系的法官；回避范围为法官的上下级官员、承办同一案件的前后官员。推勘官、录问官、检法官必须互相回避，一旦发现在结案前会面的，各打八十杖。考虑到缉捕官因为亲手抓捕疑犯，出于立功心理，会倾向于认定嫌犯有罪，所以也不能参与审判。而且，州、县一律奉行“独立审判”原则，不允许请示、征求上级法司的看法；上级法司也无权干涉下级对具体案件的司法。一句话，外力可以监察、弹劾，但不能干预审判。
电视剧《包青天》中，包公审案往往当庭就能审个明明白白，然后大喝一声：“堂下听判！”接着，宣读判决结果。随后又高声怒吼：“虎头铡伺候——”但是，须知宋朝任何官员都没有先斩后奏的特权，再说庭审自有推勘官负责，根本轮不到他这个“首席法官”出场。
3.
时任登州知州许遵，字仲涂，泗州（今安徽泗县）进士，后来又考中了明法科，既精通儒家义理，又通晓法理法条。许遵既有担任长兴（今属浙江）知县、宿州（今属安徽）知州的行政长官经历，又有担任大理寺详断官的专业司法经历，先后处理过大量疑难案件。
知州许遵的判决，出乎当时很多专业人士的意料。他在判案过程中，发现两个足以影响判决结果的细节，并因此把一个几乎板上钉钉的死刑案，判成了“铁树开花”。
一个细节是，“阿云于母服内与韦大订婚，纳彩之日，母服未除”。纳彩，是指男方在迎娶女方前的一个月，把结婚日子提前通知女方家庭，并由媒人把彩礼送给女方。如此看来，阿云与韦大订婚时，还在为母亲服丧。《宋刑统·户婚律》的“居丧嫁娶”条规定：“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各离之。”意思是，在父母、丈夫的丧期内娶妻或嫁人的，判三年徒刑，妾减三等处罚，双方离婚。
按照这一法条，阿云与韦大的婚姻关系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据此许遵认为，阿云的“谋杀”对象韦大，应是与阿云没有法定亲属关系的“普通人”和“陌生人”，而不是“丈夫”，不适用“十恶”中的“恶逆”条款，只适用一般的“谋杀”条款。这样一来，阿云谋杀韦大案，就由适用斩刑的“恶逆”罪，转化为普通的“谋杀”罪。
另一个细节是，《宋刑统·名例律》“犯罪已发未发自首”条有一个“议”：“犯罪之徒知人欲告及案问欲举而自首陈，及逃亡之人，并叛已上道，此类事发归首者，各得减罪二等坐之。”其中的“案问欲举”，意思是犯罪之徒被抓时，官府尚未取得完整的罪证。“案问欲举”招供的，算自首，按法定刑罚减轻二等判决。
依据以上两个细节，许遵作出判决：阿云与韦大订立婚约时，还在为母亲守孝，应以“凡人”论处，不适用“恶逆”条；阿云“案问欲举”可算自首，按朝廷律法，应当减“谋杀”罪二等论，判流刑两千五百里；又按照折杖法，“流刑两千五百里”折“脊杖十八，配役一年”。
这让人想起《水浒传》中的武松杀人案。作者施耐庵生活在元代，但他是按照宋朝法律和儒学传统来写的。在宋朝，兄弟之间不具备血亲复仇的基础，但武松父母早亡，他是由哥哥武大养大的，长兄如父，就具备了礼法要求的血亲复仇的前提。武松在回阳谷县探亲时，了解到武大死得蹊跷，直接到县衙鸣冤。知县收了西门庆的银子，判定武大属于病死，驳回了武松的请求，武松这才不得不走个人复仇之路。武松深谙朝廷法律，因此没有盲目下手。他先是找了验尸的仵作何九，通过武大的遗骨证明是中毒而死；然后找来左邻右舍做证人，通过王婆确认了潘金莲杀人，潘金莲也承认王婆协助了她。证人证言、证物齐全，并让潘金莲和王婆录了口供，按了手印，武松这才动手杀了潘金莲。杀人之后，他并没有逃走，而是带着哥哥被谋杀的证据到公堂投案自首。东平府尹陈文昭承认了武松血亲复仇的正当性，考虑到了他的自首情节，然后对他杀人一案从轻判决：“脊杖四十，刺配孟州”。由情节可知，这样一个判决，身为“法律人”的武松是事先计划好的。
但是，逃脱死刑的阿云对这一判决，或许心凉如冰。她既要挨脊杖，又要服劳役，还要刺面颊。一个女孩子在脸上刺上字，这一辈子就毁了。当然，这已经是另一个话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