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假错案是社会之殇，是司法之殇，是世界各国都在努力解决却又始终未能根除的顽疾。在我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教授就曾写过《迟到的正义-影响中国司法的十大冤案》，对中国的冤案之因、之果进行了深入的解析。而在世界的另一端，德国记者、法学博士托马斯·达恩史戴特于2013年撰写了《失灵的司法：德国冤错案启示录》，通过对沃兹案、农夫分尸案、黑猩猩面具案、莫妮卡案、沃姆斯集体性侵案、浴室谋杀案等一系列影响重大的案件进行介绍，反思了德国刑事案件的冤案产生及其危害，同样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

　　冤之源——主观与真相

　　在作者看来，司法的一切过程都是主观的，因为案件的基础事实是主观的。警察呈现给检察官的事实是想呈现的事实，有利于自己对案件判断的事实，那些不利于控告嫌疑人的事实被有意识的掩埋了。检察官的审查与法官的判决也是主观的，间接证据是不是有说服力，证据之间的关联到底如何，都在办案人员的经验、脑袋之中，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推理过程。而最大的问题是，检察官和法官所得到的训练，基本上都是法学理论和法律逻辑的训练，而对于真相的判断，凭借的都是主观的感觉。“法官在遵守程序与逻辑的规则下，凡基于其谨慎建立的事实假定，且判断为真实之事，我们就视其为真实。”这种所谓的真实，其本质上只是证据和法律之下的一种盖然性，并不等同于事实真相。

　　在本书第五章《性侵最黑暗的一章》，被害人的指控和被告人的辩解之间，孰真孰假，双方如何去证明自己的真实，无论对于被害人还是被告人来说都有着很高的要求。对此，笔者深有感触。在案例分析过程中，笔者曾多次遭遇这种真假难辨的情形，特别是在男女双方相互熟悉的情况下，猥亵或者强奸的定罪几乎被言词证据所左右，甚至发生反转情节。例如甲指控友人乙涉嫌强奸，导致对方被立案侦查，经过警方询问后甲却改称因为乙经常色迷迷地看着她，她不高兴，就想让乙坐牢。在这起由强奸反转为诬告陷害的案件中，侦查机关所能够获取的证据仅有甲的前期指控、后期交待以及乙自始至终的坚决否认，并没有任何旁证对客观发生的真实情况进行佐证。我们在案件卷宗中所能够看到的事实，只能说是司法调查的“事实”，真相究竟为何，恐怕只能在心里打个问号。

　　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的原则，然而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中国，证据的不足往往是真相调查的“大敌”。司法实践中，因证据之瑕疵导致真相无法查明，甚至司法判定的事实与真相相悖的情况仍有发生。特别是在间接证据严重缺失的案件，如贿赂犯罪案件、性犯罪案件等，经常处于被告人与被害人言词证据一对一、间接证据几乎空白的状态，侦查人员、检察人员乃至审判人员往往只能通过反复的讯问和询问，并遵循自己的内心确认来作出判断。而这种判断所得出的“事实”，是否就是真实发生的客观真相，恐怕只有当事人的内心深处才知晓。

　　冤之思——程序与真相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作者对德国刑事程序的“协商”制度也提出了一些担忧。量刑协商原本是为了缩短复杂的经济犯罪程序而增订的。“‘协商’一词已经清楚表示其意涵：重点在于效率，不在公平正义。”这样一种合法的程序，所带来的不仅是司法效率的提升，还有可能真相调查不彻底这一副产品。在德国，每个法官都有他的“工作量”要扛，有一定的案件数要“结案”，而结案的过度追求很有可能造成正义的瑕疵。在我国，侦查机关因为破案、结案压力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如聂树斌案、佘祥林案等，都深深地触动着中国司法的神经。对于我们检察机关来说，短短一个多月的审查起诉期限，就算加上退回补充侦查的时间，也仍然十分地有限。新刑事诉讼法中认罪认罚和速裁程序的确定，既为办案人员减轻了大量的办案压力，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风险。如何避免结案的压力影响到案件的严格依法办理，尽可能地确保犯罪嫌疑人的认罪认罚是出于真心，其交待的是客观发生的事实真相，而没有掺杂为了快速结案而模糊事实甚至虚假供述的主观非正义，是今后每一位员额检察官都必须应对的难题。

　　冤之解——正义与真相

　　对于冤案的防范，作者在全书的结尾处提出六条建设性意见：新的法官，应有监督机制，真相需要时间，更正错误，法庭上的法官，怀疑的文化。这一点，笔者在与其他读者交流时，有人就提出过不同的意见，认为书中的问题在我国的实践中已经得到了答案，那就是“程序正义”。然而，笔者认为，作者其实早已发现程序正义在刑事诉讼法学当中的重要地位，正如他在文中提到，“刑事诉讼法学家的观点认为‘法庭上的真相’才是决定性的。”但同时，程序正义所得到的“法庭上的真相”，与事实真相并不能确保完全的一致。

　　不得不说，托马斯博士所追求的正义，与其记者的职业多少有些关联，对于法律人特别是司法人来说确实有些苛刻。然而，我们并不能因为要求的苛刻而轻言放弃，不能因为难以达到就满足于退而求其次。司法的错误终究可以避免。对于我们检察官来说，就是要铭记工作目标何在，在努力提高法律素能的同时，切实增强发现真相的能力，敢于怀疑并更正自己的错误，使真相在司法办案工作中尽可能地呈现出原貌，使每一起案件都能够经受起历史和事实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