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临，字本德，唐代官员，京兆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人。少年时的唐临便与其兄唐皎俱享美名，曾事太子李建成，累有功劳。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建成在“玄武门事变”中身亡，唐临也因此被贬为万泉（今山西省万荣县）县丞，后因政绩卓著，屡获升迁，任刑部尚书，加金紫光禄大夫，复历兵部、度支、吏部三尚书，晚年时因故被贬任潮州刺史。唐临生活质朴、品行厚重，史书赞其“俭薄寡欲，不治第宅，服用简素，宽于待物”。

　　释囚耕春，仁心化狱

　　《诗》曰：“芃芃黍苗，阴雨膏之。”知时节的好雨滋润着大地，丰收的景象仿佛就在眼前。万泉县大牢里关押的十多名轻罪囚徒却愁眉不展，一年之计在于春、点滴春雨贵如油，此时正是播种的时节，而他们只能望天长叹，如不及时“春种一粒粟”，来日又如何“秋收万颗子”？一想到家人要挨饿受冻，他们心急如焚、懊悔不已，却又无可奈何。县丞唐临眼看他们即将错过春种，便向“为民父母”的万泉县令请求暂且放他们回家耕种，却遭到拒绝。无奈之下唐临说道：“明公若有所疑，临请自当其罪。”县令仍有顾虑，于是想了个折中的办法，让唐临代理县令之职。唐临立即召集这些轻罪囚徒，让他们暂且回家耕种，并约定好待春种结束以后悉数回来继续服刑，唐临的仁义让囚徒们感恩赞佩不已。春种结束后，这些囚徒如数返回大牢继续服刑，誓要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以报答唐临的恩情。

　　唐临“释囚耕春”，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人本思想与传统儒家“为政以仁”的治世之道，也深刻反映出《唐律疏议》“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立法初衷，唐临的美名也由此被广为传颂。

　　折中用法，刑期无刑

　　“法贵止奸，不在过酷。”唐临深知刑法的终极目的在于“止奸”而非单纯酷烈惩罚，司法的理想目标在于通过恰当的引导与规范，使百姓远离犯罪，从而达到“刑期无刑”的太平境界。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唐临“迁大理卿”。当唐高宗问起监狱里的囚徒人数等具体情况时，唐临对答如流、无一错讹，言辞用语亦不失枢臣风范，唐高宗大为赞赏：“朕昔在东宫，卿已事朕，朕承大位，卿又居近职，以畴昔相委，故授卿此任。然为国之要，在于刑法，法急则人残，法宽则失罪，务令折中，称朕意焉。”

　　唐高宗对唐临说的这番话颇有深意。他表达了对唐临尽忠职守、勤勉为政的认可，以国家治理根基相托付。在总结和提炼唐临的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其殷殷告诫：作为大理卿，应秉承“法急则人残，法宽则失罪，务令折中”的司法理念。这恰是传统儒家“中庸之道”在中国古代司法领域的精辟阐释与深刻实践。唐高宗的这番训谕更为唐临此后执掌国家刑狱、践行“折中用法”的司法理念，以及追求“刑期无刑”的司法理想指明了方向。“折中”二字，说来简单，实则蕴含着对国法、事理、民情的深刻洞察与精准把握。这要求司法者在情与法、宽与严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以实现“折中用法，刑期无刑”的治世愿景。

　　奏免重典，礼法为纲

　　“君有诤臣，不亡其国；父有诤子，不亡其家。”意为君王拥有敢于直言劝谏的臣子，国家就不会衰亡；父亲若有敢于直言规劝的儿子，家族便不会衰败。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华州刺史萧龄之被揭发在任广州都督期间贪赃枉法。因萧龄之属“八议”范畴，此案需交由群臣集议后再上奏皇帝裁夺，然“议萧龄之事，有轻有重，重者流死，轻者请除名”，事俱上奏，唐高宗震怒，令当廷处死萧龄之。时任御史大夫的唐临认为，“既遣详议，终须近法”，思及己任御史大夫，岂能罔闻，遂向唐高宗直言进谏：“律有八议，并依周礼旧文，矜其异于众臣，所以特制议法……今既许议，而加重刑，是与尧、舜相反，不可为万代法。”唐高宗听罢，非但没有动怒，反而当即赦免了萧龄之的死罪，改判其流放岭南。

　　唐临在天子盛怒之下仍直言进谏，他援引《周礼》“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的法治思想规劝君王，初唐承平之世当行宽平之法，萧龄之虽贪赃枉法，但既属“八议”范畴，便应依律议定刑罚。他看似直言抗辩，实则是以礼法为据，既捍卫了律法的尊严，又巧妙地让君王接纳了谏议。“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唐临秉持着这样的原则将“礼法”置于“天怒”之上，唐高宗曾赞叹唐临断狱公正，为他写下“形如死灰，心若铁石”的考评之语，这一评价正是对他持法刚正的写照，也是他“以法为肉，以礼为骨”般维护礼法的真实写照。

　　宽恕不言，德润其身

　　《春秋左传》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强调了“立德”的重要性。贞观年间（公元627年—649年），素有“俭薄寡欲，不治第宅，服用简素，宽于待物”之名的唐临一日应邀前去吊丧，他吩咐家僮回家取来白衫，却迟迟不见回来。心生疑惑的唐临抬头看去，发现家僮站在窗旁，手捧一套衣物，但迟迟不敢上前，唐临当即敏锐地察觉到家僮应是拿错了衣物，遂叫其入室，道：“今日气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也”。又一日，到了唐临服药的时刻，煎好的药却迟迟没有送来，唐临正想派人去询问，正在服侍的家僮赶紧向他说明事情的原委。原来是因为煎药的人家中出事，一时分心，导致煎药的程序出了错，于是唐临遣人转告煎药的人：“阴暗不宜服药，宜即弃之。”

　　唐临对家仆如此宽容，犯错非但未加斥责，反而主动将原因归咎于天气变化，以免对方自责忧虑。这些事均体现出他宽厚待人的胸怀。在日常公务里，唐临奉行“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的准则，对自身职责处处力求周严，对待他人却常怀体恤之心，给予充分的包容与理解。可见，这种“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作风，不仅体现在他执掌刑狱的公务中，也浸润于日常琐事里，共同构成他为官为人的生动写照——于法度中存温情，在自律中见宽容，尽显一位古代司法官的德行之厚、宽容之恕。

　　唐临乃初唐士大夫之典型，观其一生，其人以“宽恕”为心髓，以“平允”为绳墨。如此持正不挠之士，在朝为官期间断狱判处让无数含冤负屈者得以平冤昭雪；让囚犯在被问到有何冤屈时“嘿而不言”，只道：“唐卿断狱，必无冤滥，所以绝意”；让唐高宗连连称赞“为狱固当如是”。在初唐法制走向成熟、文化多元融合的历史画卷中，唐临无疑是一位以仁心驭刑柄的隽永人物，晚年虽遭权臣构陷，被远贬潮州，然其事功足以垂范后世。

　　［作者单位：六盘水师范学院。本文系贵州省2023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贵州古代官箴中的法理发微（项目编号：23GZQN82）》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