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法律与道德伦理相伴相随，法甚至被作为实现“礼”之道德要求的工具，形成礼法合一的核心特质，即“出礼则入刑”。多数情况下，礼与法的要求是一致的，比如谋逆、不孝等行为，既是对礼的违背，也为法律所严禁。但在部分情形下，礼与法会产生张力，给司法实践带来困惑，典型的如子报父仇、饥馑致盗等。因饥馑而盗窃的行为，即因遭遇严重饥荒、生存难以为继，被迫实施盗窃（多为盗取粮食）的行为。这类行为一般仅涉及个人善恶及品格，但在特定条件下亦可能引发礼与法的冲突。
盗窃在历代均被规定为犯罪，但若是出于“孝”的动机而实施盗窃，便会引发礼法之争。甘肃敦煌出土的唐代法律文书伯3813号《文明判集》残卷中，记载了一起秦鸾盗窃案。秦鸾因母亲患病，家贫无依而去偷盗，后被抓捕归案。司法官在裁判时，虽考虑其系为母盗窃，体现了做儿子的孝道，但依据唐律，偷盗须依据赃物价值予以处罚。如果对此行为不加惩处，人们就会竞相效仿，以孝道的名义去违法犯罪，司法官最终决定对秦鸾依法惩处。
宋代亦有因饥馑盗窃之案，当时《宋刑统》加重对贼盗罪的惩罚，不同于《唐律》对普通盗窃按赃值分等处以笞、杖、徒、流刑，宋朝对赃满三匹以上者，处以死刑，对于持杖抢劫者，无论是否得赃，均处以死刑。《宋史·刑法志》记载，因逢灾荒年，常有人手持棍棒闯入大户，抢劫粮仓，依据宋律应处以死刑，但此类案件常常具狱上奏，经中央刑部复核后予以酌情减罚。宋真宗时，蔡州三百余灾民因抢劫粮食获罪，论法皆应处以死刑。时任知州张荣、推官江嗣宗怜悯灾民处境，反复商议后，仅对为首者处以脊杖刑，其他参与者论以普通杖罪。宋真宗听闻该案的处理结果后，下诏予以褒赞，并遣派使者前往当地巡视了解，并颁发谕旨：百姓因遇灾荒食不果腹，不得已抢取大户的存粮以求活命，不应依据盗法从重惩治。天圣初年，有地方官奏报，有人因饥馑盗劫米而伤主，宋仁宗称：出于饥馑而盗劫米粮其情可矜，但因而伤害主人确有罪过；尽管如此，饥民实属无知，不过是因食粮不足所迫，可予以宽恕。天圣三年，陕西遭遇旱灾，类似案件屡屡发生，宋仁宗故颁发诏书：百姓因饥馑盗窃粮仓，只要未伤及主人皆可宽免死罪，处以刺配之刑，非首谋者再减一等。自此之后，各地百姓因饥馑盗窃，多获得罪刑矜减，很多人得以存活。
对此宽仁之政，宋朝部分官员不以为然，认为因饥馑宽免盗贼是“小仁”，反而会破坏法律权威和社会秩序。时任大理评事的司马光上奏谏言：贫困百姓因饥馑偷盗粮食、钱财，多凭朝廷敕令得到宽免，这种做法并不恰当。他援引《周礼》中记载的荒政对策，提出灾荒之年应减轻税赋，减缓刑罚，去除不必要的禁令，让百姓得以谋生，利好于良善百姓。唯独对于盗贼，不仅不应宽免，反而需要严厉惩处。因为，灾荒之年盗贼本就容易滋生，若任其横行，必然会残害良善百姓。唯有对这些罪犯从严追捕，依法处以死刑或流刑，才能恢复社会安定。若朝廷颁发敕令明确予以减免刑罚，无异于变相怂恿百姓盗劫，只会让社会秩序更加紊乱。对于缺衣少食的百姓，恰当的做法是减轻税赋徭役，开仓放粮，使其免于饥饿，而不是宽纵他们劫夺粮食。否则，这样看似宽仁的法令，最终只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本意是救人，但可能导致更多人死亡。北宋天圣年间刑部尚书杨安国也持类似观点：对于无心过误之犯罪，或者迫不得已的盗窃行为，特别是在灾荒之年，可适用缓刑，或者予以赦免，以体现对穷苦百姓难以为生的怜悯。但对于持凶器抢劫粮仓者，若不分轻重一律予以宽免，恐怕不足以威慑犯罪者。但面对反对意见，宅心仁厚的宋仁宗不以为然，他称天下百姓皆是其子民，灾荒之年州县官员不能及时赈灾，百姓为求生盗窃粮食实属本能，若依国法捕而杀之，则过于严苛。
宋仁宗出于仁义之心宽免因饥盗窃者，初衷令人钦佩。而司马光、杨安国维护法律权威与社会秩序之议，亦不无道理。无论是出于“礼”之孝道偷窃，还是出于“生”之本能劫夺，均涉及道德、人情与法律的复杂关系。而且，在古人看来，人命关天，使人的生命得以延续即是最大的天理，而法律不外乎天理和人情，故法律的实施必须有所节制，不可一味严苛。
类似饥馑致盗的罪刑争论，国外亦有。在梅纳尔盗窃案中，犯罪者梅纳尔是一位失业的、年轻无助的母亲，其在抚育年仅两岁的幼儿过程中，因饥饿盗走面包店里的面包，在法律上确实有罪，但法官在裁判中指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一位母亲竟然在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难以糊口，对于此种境况，法官可以，也应当人道地解释不灵活的法律规定，当人们在无法抵御的饥饿驱使下行动的时候，其责任应得到豁免。
不难发现，古今中外，尽管法律及司法制度存在差异，但人们对良法善治的期待从未改变，法律秩序需要维持，但更应顾及天理和人情。饥馑致盗，无论是为侍奉母亲，还是为抚育幼儿，抑或是出于求生的本能，既关涉伦理道德，又源自人之常情。正如刑法学界所讨论的，只要是普通人道德上能够接受的，那就应该采取消极道德主义原则，可以将动机、情节作为出罪的理由，无论是刑罚的减缓，还是赦免，均属正当。当然，由满足最低生存需要的盗窃，发展至抢夺，甚至持械伤人，就不能无原则地宽免，否则法律的威慑力荡然无存，社会秩序也会愈加紊乱。
关于饥馑致盗是否应予以处罚，或者处以重刑，显然没有标准答案。而这类讨论也在提醒司法者，刑法的适用绝非教条地简单套用法条，而是需要基于特定的情境，对法律、道德与人情反复权衡，在个体的基本权利与社会秩序间寻求平衡，最终作出更公正、更得民心的裁断。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法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