赎刑是我国古代一项独特的法律制度，其允许罪犯通过缴纳财物或服劳役等方式减轻或免除刑罚。“赎刑”一词最早出现在《尚书·舜典》中，即“金作赎刑”。赎刑在不同朝代的实现方式和适用范围有所差异。这一制度延续数千年，直到清末才被正式废除，是我国古代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古代法律文化源远流长，赎刑制度也经历了长期发展与演变。赎刑主要有三种实现方式，分别是钱赎、役赎和功赎。钱赎即用财物来抵罪，是最常用的方式。西周《尚书·吕刑》对墨、劓、剕、宫、大辟五种刑罚分别规定了详细的赎免标准，明确墨刑可交纳一百锾铜抵免、劓刑二百锾、剕刑五百锾、宫刑六百锾、大辟千锾（“锾”为先秦重量单位，一锾约六两）。后世朝代也一直沿用钱赎，并不断细化赎免标准。如隋朝《开皇律》规定，九品以上官员犯罪，笞十需赎铜一斤；杖一百需赎铜十斤；徒刑一年需赎铜二十斤；流放一千里需赎铜八十斤；死刑则需赎铜一百二十斤。不过，钱赎并不只限于铜，各朝各代根据经济情况有所调整。春秋时期可以用犀甲或盾牌抵免刑罚；秦汉时期出现用黄金、铜钱、粮食等混合抵免刑罚的方式；明朝赎物更加多样，允许以宝钞、铜钱、银子，甚至马匹、草料、米粮等抵免刑罚；清朝主要用银子，但也允许用粮食或牲畜抵免刑罚。

　　役赎即通过服劳役折抵刑罚，主要为无力承担巨额赎金的普通百姓设置。《睡虎地秦墓竹简·司空律》明确规定，如果罪犯无力支付赎金，可以通过服劳役抵偿，每日折算八钱。唐代建立了系统的官役折刑制度，允许无力赔偿官府损失的人，通过服劳役折抵刑罚。明代的罚役（即刑罚的替代）形式更加多样，包括屯种、运粮、运灰、炼铁等。清代基本沿用了明代的做法。罚役既惩戒了罪犯，也为国家节省了监禁管理的成本。

　　功赎主要适用于官员及贵族等特权群体。比如，清代盛行的效力赎罪，犯罪的官员、贵族等可以通过到军队服役，或者主持修城、治水等重大工程将功补过，抵消刑罚。

　　赎刑的适用范围随朝代更替不断调整，各朝刑律均有明确规定。周朝时，赎刑主要适用于疑罪，即犯罪事实存疑、难以认定的案件。秦汉时期，赎刑的适用不再局限于“疑罪用赎”的原则。汉武帝时期曾允许死罪犯人缴纳高额钱财免除死刑，交得起的自然都是富贵人家。到了唐代，赎刑的适用对象限于官员及其亲属、特定群体（老年人、未成年人及残疾人），以及过失犯罪的人，同时明确规定谋反等“十恶”重罪不得适用赎刑。唐代所建立的赎刑体系，为后世所沿用。据北宋《册府元龟》记载，后晋天福三年，晋州发生了一起“王兴哥戏杀案”，王兴哥系未成年人，在与邻家孩童玩耍时，失手用砖块击中对方面部，后对方因破伤风死亡。审案官员认为，王兴哥的行为属“戏杀”，是过失犯罪，并非宿怨凶杀。后晋高祖据此下敕，将王兴哥“减死一等”，改判征铜一百斤赎刑，彰显了赎刑制度的仁恤精神。

　　明清时期，赎刑的适用发生了转变。明代创立律赎与例赎双轨制：律赎以《大明律》为依据，标准明确固定；例赎则以条例为补充，更为灵活，普通军民所犯大多数罪行均可适用纳赎。清初进一步将赎刑细分为纳赎、收赎、赎罪等类型，分别适用于官员、老幼废疾等特定群体以及过失犯罪者、官员亲属，此外还有律例之外的捐赎制度。清末，罚金与赎刑并行。罚金作为主刑普遍适用，不同主体的罚金数额一致；而赎刑的适用则具有身份上的明显差异。后来，罚金刑全面取代赎刑，这一古老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总的来看，赎刑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肉刑的残酷性，体现了一定的人道关怀。同时，它有效缓解了刑罚“执行难”的问题，节约了司法成本。例如，流刑需要长途押送犯人，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允许符合条件者纳赎，则会大大减轻这种负担。同时，对部分案件采用纳赎或罚役，有助于缓解监狱的监管压力。古代赎刑的核心在于，通过经济或劳动手段替代刑罚执行，既贯彻了慎刑、仁恤的传统法律思想，又兼顾了社会治理的实际效果。这一思路与现代刑罚轻缓化趋势相通，对今天的犯罪治理仍具借鉴意义。

　　在我国现行刑法中，罚金刑是一种重要的财产刑。合理借鉴古代钱赎制度，构建易科罚金和罚金易科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易科罚金，是指对符合条件的罪犯，可以以缴纳罚金替代短期自由刑的执行。罚金虽具备赎刑的功能属性，但不可因此否定其刑罚性质，它和自由刑同属于我国法定刑罚种类。虽然惩罚功能不同，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替代。通过罚金替代短期自由刑，既能体现刑罚的惩罚性，也有助于违法者顺利回归社会，并减轻监狱羁押管理的负担。在构建相关制度时，可适当参考古代钱赎制度的实践经验，明确限定适用条件。比如，将适用范围限于特定群体，主要包括老年人、未成年人、怀孕妇女、残疾人及身患重病的人；要求罪犯认罪态度良好，具备自首、如实坦白与供述罪行等情节；要充分听取被害人意见，尊重被害人的选择权等。这样才能在体现司法宽容的同时，避免出现“以钱买刑”的负面效应。

　　与易科罚金相反，罚金易科则是指当罪犯确实无力缴纳罚金时，允许其通过其他方式折抵，如公益劳动、短期自由刑等。这一制度能够有效避免罚金刑执行不能的问题，确保刑罚落实到位。但这一制度必须以法院穷尽所有途径仍不能执行罚金刑为前提。国外已有类似做法，比如德国的罚金刑在易科之前，必须经过催讨、警告、强制缴纳等一系列程序。我国可以结合古代役赎制度的经验，探索以社区服务、公益劳动等方式替代罚金刑的执行。值得注意的是，古代赎刑的适用存在鲜明的个体身份差异。比如，明清律例对官员、平民、老幼废疾等群体设定不同的赎金标准。这种做法虽然带有特权色彩，但也蕴含对个体差异的考量。在现代法治语境下，更应坚守司法平等与个案公正，探索易科罚金和罚金易科等多元机制，推动刑罚执行更加人性化、精细化，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