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春联

　　大年三十贴春联，欢欢喜喜过新年。

　　上午，儿子去街上买了红彤彤的“福”字，还有一沓过门钱，回老家去张贴到楼门上。

　　回想家父在世时，除夕是他最忙碌的一天。望着铺满地的对联，他会查查记事本，看看还有谁家的对联没取走。上午过了十点，他会催着我们兄弟仨，分头去给懒汉叔叔、大伯家送对联。这通常会惹得母亲一顿牢骚：帮人家写对子，还得帮人家送到家。母亲嘟囔归嘟囔，我们兄弟要是磨蹭着不去，她就拿笤帚疙瘩撵我们：“还不去送，看找打！”我们赶紧各拿起几卷对联，撒丫子跑出去。跑到巷子口傻眼了，哪副对联是谁家的早忘了。硬着头皮再回家，把对联藏在过道里，悄悄向父亲问个明白，然后一溜烟儿跑了。

　　送完对联回家，父亲已经用黑铁锅打好了糨糊，用簸箕端了对联，提了新买的笤帚，弟弟搬着凳子，跟着父亲去贴对联——先去给一只眼的子春大伯张贴。我曾好奇地问子春大伯眼睛是怎么瞎的，他先是一愣，干咳半天说，小时候就这样。可邻居伯伯说，是解放前被坏蛋打瞎的。还是我父亲知道得详细，解放前，大伯被抓去给伪区公所帮工，烧垃圾时被里面遗落的子弹炸瞎的。到底哪个理由更接近事实，大伯过世前也没跟我们说清楚。大伯眼瞎，打了一辈子光棍。母亲做了好吃的，总会让我给他送。帮他贴完对联，他端着盛炸肉（酥肉）的碗，一块也不分给我们吃，馋得我兄弟直流口水。小弟回家跟母亲告大伯的状，母亲却说：“他眼瞎，你也瞎？”说完抓了两块炸鸡骨头，塞进弟弟嘴里。

　　拜年

　　小时候年景不好，家家日子过得紧巴。孩子们天天向大人们念叨，还不过年？盼过年，是为了穿件新衣，吃顿好饭，能吃上橘子瓣或高粱饴糖，时运好了，还能挣上几角磕头钱。

　　拜年，孩子们盼的是能得到长辈们奖赏的糖果。那时，凌晨四五点钟起床，穿上新衣，摸黑出门，走街串巷，挨家挨户拜年。有的长辈起得迟，那就回来再补上。不是担心长辈们怪罪没来拜年行礼，而是眼瞅着长辈们手里那几块糖果。

　　“好啊婶子”“好啊娘娘”“好啊嬷嬷”，就是在一片甜甜的“好啊”拜年声里，求得长辈们的赏赐。别看一起拜年，有时候会因为没挤上前，而两手空空出门。看到小伙伴们在比看谁挣的糖块多，落空的小家伙会羡慕得直掉眼泪。有时候，即使叫得山响，总也有奖赏落空的时候，出门便偷偷地评说这家长辈真吝啬。孩子们哪里知道，有些长辈家里就是几块赤裸的橘子瓣糖也买不起。只是拿爆玉米花来打发拜年的晚辈们。街西的二奶奶娘家是西山里，大年初一，就从被窝里掏软枣打发拜年的孩子们，软枣黑如炭，孩子们却吃得津津有味，就是那硬硬的软枣核，也要含在嘴里咂摸多遍。

　　拜年的时间也在演变。过去是摸黑拜年，如今是在天大亮、酒足饭饱之后，从从容容地踱出家门。大家过年过的是休闲。进门拜年，喝茶，赏花，品评春晚节目。人们的话题，从关注吃穿，关注谁家燃放鞭炮的多少，延伸到了生活的更深更高层次。

　　村里昔日的阡陌小巷，如今被宽敞的柏油路面代替，拜年的路好走了，速度也快了。昔日，拜完年后，燃放鞭炮，或是骑自行车去县城看电影。现在的人们，坐在暖和的家里收看节目，有的同学相邀，开车去看望往日的老师班主任，有的带上相机，驾车进城，或登山去定格故乡春节喜庆的镜头……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