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许家搬走，我们小院的东厢房就一直空在那里，没人来住。这一空就是十年。直到1977年底，才搬来一户人家。

　　这老头是个大高个儿，白头发，带一副金丝眼镜，派头十足。搬来我们小院时，正是冬天，他穿着一件对襟中式外罩，头上戴一顶厚毡帽，脚上穿一双“老头安”棉鞋，手里拄着一根满是树疙瘩的古木拐杖，一眼望去，便知道不是凡人。

　　几个年轻人帮着搬家，老头子站在一旁指指点点。搬得差不多了，老头子踱进我们家门，先问我奶奶:“老人家，您贵姓?”我奶奶答:“免贵姓侯。”我奶奶问他:“您贵姓?”他说:“姓高，人往高处走的高。”我奶奶说:“哦，那我们来子就得叫您‘高爷爷’了。”“别，别别，千万别那么叫，你就叫我高大爷。”于是，我就叫了一声:“高大爷!”他高兴地大声答应:“哎——”

　　他把正在搬家的一个年轻人叫了来，让我管他叫大哥，让他管我奶奶叫“侯奶奶”，那是他的小儿子;又叫过来他的大女婿和女儿，还是如此引见一番。最后，他领进一位50多岁的女人，介绍道:“这是我的二夫人。”然后对那女人命令道:“见过侯奶奶。还有这位小哥哥。”那女人恭恭敬敬走到奶奶跟前，躬一躬腰，轻声说:“给侯奶奶请安，以后还请侯奶奶多照应。”当她正要回身向我躬腰时，我吓得赶紧先给她鞠了一个躬，然后就跑到屋外去了。

　　高大爷搬来以后，并不常住。陪他来的，多是那个二夫人，也有几次是一位老太太。显然，那老太太是大夫人，长得慈眉善目的，年龄和我奶奶差不多，身体不算太好。有时两个夫人一起来，二夫人好像对大夫人特别尊重，视照顾她为天职似的。

　　高大爷很爱说话，只要有时间就主动到我们家来聊天，他讲的东西，和我的生活总是相距甚远，都是我闻所未闻的故事。

　　高大爷似乎对银行的事情特别熟悉，不论开头说的是什么话题，最后总会归于银行。有一次我问道:“高大爷，您对银行这么熟，是不是开银行的?”高大爷一时语塞，停了好半天，才叹了一口气说:“不瞒您说，我当年就是干银行的。那银行是外国人的，可是咱中国人在外国银行里，能干到我这个份儿上，可着天津卫也找不出几个。要不然，他老卞家怎么肯把自己家的千金小姐，嫁给我做小?老卞家您知道吗?是啊，现在知道的人越来越少了……”高大爷说着，陷入了沉思。

　　我后来专门去了一趟南开图书馆，查到了天津卞家的情况，那是一个大名鼎鼎的银行世家，曾经盛极一时。但是后来却在外国银行资本的联合夹击之下，节节败退，最后终于破产。望着那泛黄的书页，我仿佛看到了那场不见刀光剑影的中外金融大厮杀。我不禁想知道，当年的高大爷，在这场大战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春节到了，高大爷大年初一就来我家拜年，率领着他的整个“军团”，这让我有幸又看到了中国北方最古老、最传统、最具民族特色的“拜年大典”。依照“来而无往非礼也”的古训，我们家也在我奶奶的导演下，对等地进行了“回拜”。礼毕，大家才坐下聊天。那天高大爷兴致很高，讲起了他小时候过年的往事，讲起了天津过年的诸多“老例儿”，还讲起了他在宁夏的生活……

　　我趁机问道:“高大爷，您怎么到的宁夏?”

　　高大爷说，那是文革时的事情，他被定为“买办资本家”，被赶到农村劳动改造。“那就叫‘发配’，当年林冲发配是去沧州，我这次发配可比沧州远老鼻子啦!那时候也是冬天，北风呼呼地刮，我就跟她们俩(指着他的两个夫人)说，这回准得死在外边儿了。临走的前一天，我去给我妈上坟，我就说，妈妈呀，你儿子这回可要出远门了，怕是再也见不着您老了。儿子现在多给您磕几个响头吧，往后想磕也磕不着了!这一走就是十年呐。现在想想，就像是做梦!”

　　这时大夫人插话说:“在宁夏这么些年，多亏了她(指二夫人)一直跟着我们，把老头伺候得挺好。要不，我们老头说不定熬不到今天呐。”

　　二夫人闻言轻轻地摇摇头，没说话。

　　我望着这位风韵犹存的女人，心想，这位当年的千金不知现在对自己的命运作何感想?她，幸福么?

　　高大爷在我们小院里只住了一个冬天。转年的春天，他就搬走了，说是政府给他落实了政策，把他家过去的一座小楼退还了。高大爷带着他的家人高兴地来与我们家告别。我们向他们表示祝贺。看着高大爷在二夫人的搀扶下，从小胡同渐行渐远。